2013年11月4日上午11点，山西省临汾市唐兴镇城南村村民师园来到唐兴镇计生服务站，带着《再生育服务证》、《结婚证》、《户口本》等材料，为自己刚出生还未满月的女儿办户口。
34岁的师园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按照翼城县的二胎政策，他可以生二胎。而在女儿出生之前，城南村村民师园曾和妻子反复商量，要不要第二个孩子?
1985年，在全国严格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之时，山西省西南的农业小县——翼城县却启动了“二胎试验”。
“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二胎的试验在翼城农村持续了28年，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在试点期间，翼城县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男女比例优于全省全国。
翼城县的二胎试点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消费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数据低于全国的背后，翼城的农村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感受到养子压力。从二胎放开之后几乎找不到不想生二胎的家庭，到一些主动放弃生二胎,或者有选择地生二胎，村民们开始在政策内自我规划生育。
2002年退休的翼城县前计生局主任冯才山用一句话来概括该县农村生育观念的变化：从要我计划生育，变成我要计划生育。
政策突然放开
1985年7月，时任翼城隆化镇长的冯才山接通知到县里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他准备了充分的汇报材料。“我当时想是不是计划生育工作没搞好，节育率没达标，还怕会受到批评。”
冯才山到县里才知道，他参加的是一个宣讲会，会上一位专家称要在翼城县开展二胎试点。“这个人是谁，敢跟国家政策对着干?”
这位专家是时任山西省委党校理论教员的梁中堂。早在1984年春节，梁中堂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份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另一种人口发展战略：允许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生育间隔延长八到十年;提倡和鼓励百分之三十的独生子女率。经过计算，他认为“按此发展战略，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还是蛮有把握的”。
梁中堂把这份报告写信呈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报告受到高层的重视，国家计生委的相关学者经过重新测算，认为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的办法可行。1985年夏，经过山西省计生委批准，梁中堂把试点定在位于晋西南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翼城县。
1980年到1985年正是计划生育施行最严厉的时期。1980年9月，中央一封公开信提道，“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彼时，全国施行一胎化政策已有5年，尤其是在农村，计生工作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因违背老百姓的生育意愿遭到情绪上的抵制。
冯才山回忆，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紧张，干群关系不和谐。老百姓一向认为“多子多福”，在农活都是靠手工的时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一下子不让生了，老百姓不接受。
冯才山记得，1980年县上给村镇干部派下任务，“限期半个月完成节育率指标，做得了上班，做不了就别来上班。”1980年至1985年间，冯才山所在乡镇90%的15-45岁育龄妇女实施了节育措施，即使是这样，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没低于过2.2个，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仍然只有一半。
“控制一胎已经非常不容易，突然让生二胎，村民会不会再生第三个、第四个，国家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