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县第一个启动“二胎试验”

　　2013年11月4日上午11点，山西省临汾市唐兴镇城南村村民师园来到唐兴镇计生服务站，带着《再生育服务证》、《结婚证》、《户口本》等材料，为自己刚出生还未满月的女儿办户口。

　　34岁的师园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按照翼城县的二胎政策，他可以生二胎。而在女儿出生之前，城南村村民师园曾和妻子反复商量，要不要第二个孩子?

　　1985年，在全国严格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之时，山西省西南的农业小县——翼城县却启动了“二胎试验”。

　　“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二胎的试验在翼城农村持续了28年，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在试点期间，翼城县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男女比例优于全省全国。

　　翼城县的二胎试点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消费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数据低于全国的背后，翼城的农村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感受到养子压力。从二胎放开之后几乎找不到不想生二胎的家庭，到一些主动放弃生二胎,或者有选择地生二胎，村民们开始在政策内自我规划生育。

　　2002年退休的翼城县前计生局主任冯才山用一句话来概括该县农村生育观念的变化：从要我计划生育，变成我要计划生育。

　　政策突然放开

　　1985年7月，时任翼城隆化镇长的冯才山接通知到县里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他准备了充分的汇报材料。“我当时想是不是计划生育工作没搞好，节育率没达标，还怕会受到批评。”

　　冯才山到县里才知道，他参加的是一个宣讲会，会上一位专家称要在翼城县开展二胎试点。“这个人是谁，敢跟国家政策对着干?”

　　这位专家是时任山西省委党校理论教员的梁中堂。早在1984年春节，梁中堂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份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另一种人口发展战略：允许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生育间隔延长八到十年;提倡和鼓励百分之三十的独生子女率。经过计算，他认为“按此发展战略，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还是蛮有把握的”。

　　梁中堂把这份报告写信呈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报告受到高层的重视，国家计生委的相关学者经过重新测算，认为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的办法可行。1985年夏，经过山西省计生委批准，梁中堂把试点定在位于晋西南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翼城县。

　　1980年到1985年正是计划生育施行最严厉的时期。1980年9月，中央一封公开信提道，“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彼时，全国施行一胎化政策已有5年，尤其是在农村，计生工作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因违背老百姓的生育意愿遭到情绪上的抵制。

　　冯才山回忆，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紧张，干群关系不和谐。老百姓一向认为“多子多福”，在农活都是靠手工的时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一下子不让生了，老百姓不接受。

　　冯才山记得，1980年县上给村镇干部派下任务，“限期半个月完成节育率指标，做得了上班，做不了就别来上班。”1980年至1985年间，冯才山所在乡镇90%的15-45岁育龄妇女实施了节育措施，即使是这样，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没低于过2.2个，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仍然只有一半。

　　“控制一胎已经非常不容易，突然让生二胎，村民会不会再生第三个、第四个，国家制定的控制目标怎么保证?”起初，包括冯才山在内的翼城计生干部并不理解梁中堂放开二胎的政策。

　　试点得到了当时翼城县委书记武伯琴的支持，“成功了给全国引路子，失败了翼城县人民也受益。”“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措施在翼城农村谨慎而严格地执行：晚婚的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二胎。

　　谨慎地执行

　　“政策放开了，工作更紧了。”冯才山说。当时翼城县政府颁布的《关于农村计划生育若干规定》规定晚婚晚育间隔生育二胎的试点政策施行至2000年不变，“继续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冯才山说，这个规定在村里分发到户。

　　冯才山发现，之前的计生工作已经非常紧，二胎放开之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老百姓担心政策会变，往往不按间隔时间“抢着生”。计生工作者们担心人口会出现爆发性增长，“没人知道控制人口的目标能不能完成。”

　　为此，翼城县村一级的计生干部挨家挨户讲政策。“主要是进行说服工作，让老百姓相信政策可靠。允许生二胎就有了商量的余地，村民们慢慢接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限制。”冯才山说。

　　1985年7月27日，翼城计生委规划了翼城《人口发展测算表》，按“晚生晚育加间隔”计划生育措施，该表测算出从1985年到2000年每年的人口总数预期，一次来检测二胎措施的效果，并计划到2000年总人口控制在300331人。

　　带着控制人口的目标，“晚婚晚育加间隔”在翼城严格执行。当时的规定是，生一胎后要上环，生二胎后做绝育，不按晚婚晚育生要罚款，不按生育间隔生二胎的，早一年罚100元，多早一年罚款增加。

　　今年67岁的翼城南梁镇西贺水村的老计生员车月莲从1970年就开始负责村里的计划生育，二胎试点开始后，她遇到了难处。“之前按法定年龄结婚就可以生，现在提倡晚婚晚育，1985年必须按照男25岁、女23岁的晚婚年龄才可以生，村里的结婚年龄比较早，不少人违反规定。”车月莲说。

　　为了保证二胎政策的执行，车月莲和翼城许多计生干部一样与村委会签订了《计划生育承包合同书》，承包了西贺水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合同书规定，承包者必须做到“无女方23岁、男25岁以下结婚”、“无女23岁以前生二胎”、“无不到间隔年限29岁以前生二胎”，有一例违反的，承包者就要被处罚100元。

　　“村民们不明白为什么让生二胎了，还要控制生育时间。合同签订第一年，全村就有8户不符合晚婚晚育和延迟生孩子的。”一开始，车月莲的工作并不好做。违规生育的8户家庭中包括车月莲的侄女一家，为了起带头作用，车月莲亲自说服侄女实施流产。

　　车月莲的工作收到了成效，在她的一个记录本里，记录了从1986年到1998年西贺水村的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记录显示，西贺水村的出生人口在十多年内保持在15-20人的稳定水平，1991年和199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

　　在严厉的措施下，翼城县的二胎政策在第二年成果显著，晚育率从1985年的37.3%飙升至1986年的81.24%，第一胎的晚婚率达到93.3%。

　　“晚婚晚育加间隔”生二胎的政策在最初就体现出了优越性：有效控制了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指某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全国为2.58，山西为2.73，临汾为2.80，翼城则为2.23。

　　在翼城试点的最初5年，有研究者发现，较宽松的二胎政策也为杜绝多胎提供了便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和生育率为0.18，而山西和全国的相同数据则为0.76和0.68，大大高于翼城水平。而实际上，在施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1980年代初，翼城的多孩比例占到20%左右。

　　试点15年后的2000年，翼城县总人口为303258人，以较小的误差达到了1985年测算的2000年人口达到300331人的预期。

　　二胎试点20多年后，无论人口增长还是性别结构，翼城的各项数据低于和优于全国。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山西人口增长率9.98%，年均增长率0.96%;翼城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性别比状况显示，以女性100为单位，全国105.20，山西105.56，翼城101.26。

　　“这说明翼城县的二胎政策同样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满足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冯才山对早报记者说。

　　放弃二胎

　　试点后，翼城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可以通过一孩率反映出来。一孩率是指当年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数与当年的出生人数之比，一孩率高，说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情况较好。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1985年以前，尽管翼城执行的是“提倡生一孩”政策，但仍有84%以上的妇女生育了二胎，并有近半数的妇女生育了多胎。而在1985年以后，多胎生育大大减少了，约为1985年以前多胎生育数的53.15%。

　　而到1989年翼城县出生婴儿的一、二、多孩率分别为52.5%、38.8%和8.7%。

　　到了2000年，这一数据变为59.9%、40.0%、0.1%;而到2006年，这一数据又变为73.3%、26.3%和0.4%。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山西省翼城县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专家在翼城调研时发现，当年翼城已有8430户农村家庭主动放弃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机会，这些家庭约占到已婚育龄夫妇家庭总数的八分之一。而已经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则有5325户。

　　多位基层计生工作者对早报记者称，近两年申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越来越多，尤其是较年轻的育龄家庭。可以推测，翼城农村放弃生育二胎的家庭比2007年更多。

　　因计生工作成绩突出，冯才山在1990年至2002年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并一直关注着翼城县的人口发展，他感受到在28年晚婚晚育加间隔生二孩的计生模式下，翼城农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冯才山记得，二胎开始试点后，村民普遍希望生二孩，自愿不生二孩的几乎找不到。彼时翼城仍然将“提倡一胎”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

　　2002年，冯才山从翼城计生局退休时，村民放弃生育二胎的迹象并不明显，但到2005年，不要二孩的村民数量一下子增多了。“那一年加大了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力度，许多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领取独生子女补贴。村民们也是出于经济条件的现实考虑。”

　　根据相关数据，冯才山推测翼城有1/3的农村育龄家庭自愿放弃二胎。翼城计生局2012年统计显示，翼城农村家庭的一孩率达到42%。不愿多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是养子的经济压力。

　　翼城南塘乡符册村负责计生的王成祥，已为100多户村民办了《独生子女证》，其中包括他20多岁的儿子。符册是南唐乡最大的村子，有800多户。

　　根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从领证开始到60周岁，每人每月给予50元独生子女父母奖金;农村符合政策生育条件，自愿放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一次性给予不少于5000元的退二孩指标奖励金。王成祥介绍说，申领《独生子女证》就意味着放弃了要二胎的权利，如果领了证还要二胎，就要收回奖励并受到处罚。

　　“办理独生子女证的都是40岁以下的家庭，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放得开，和老一辈人的生育观念不一样，觉得两个子女负担重。”王成祥说。57岁的王成祥鼓励儿子生二胎，生养一个孩子太孤单，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成为失独家庭。但他也理解，现在生养孩子负担重，“从孩子上学到娶妻生子，少说也得要二三十万元。”

　　36岁的符册村村民席好明，有一个11岁的女儿，犹豫了一年之后还是在去年申领了《独生子女证》。席好明的父亲想要他再生一个，他对父亲说“再有十万块钱就生”，父亲无言以对。

　　王成祥对早报记者说，村里还有几十个独生子女家庭在犹豫是否申领《独生子女证》，他们大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有的是在犹豫是否等生活条件好了再生二胎。

　　57岁的城南村村民王凌从1997年开始负责村子里的计生工作，从2004年开始，全村384户家庭从她那里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50多户。“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大多家庭条件困难，自愿放弃要第二个孩子。”王凌说。

　　45岁的南城村村民马春香在2004年申领了《独生子女证》，如今她16岁的独子在县里上高中。马春香说：“有了儿子之后想再要一个，毕竟可以生，可当时家里困难，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可孩子大了，各方面需要花费，自己年纪也大了，干脆就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