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不如其他工作容易出政绩，一些单位和部门把它视为可有可无的工作，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导致很多干部没能深刻认识到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以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而且，廉政文化的传播对传媒和网络上的利用仍然不够，而这两个领域更能扩大覆盖面，提高影响力，推动廉政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胡锦涛在中纪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此外，我们廉政文化建设过于强调政府作用，强调领导干部作用，没有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
目前，对腐败最严厉的制度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我国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然而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出现“网开一面”、执行标准不一现象。2007年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处死刑，涉案金额649万余元;而此案后的第二天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贪污受贿金额达620余万元，只判了无期徒刑。另据2011年5月11日人民网报道：近三年来，查处副部级以上官员18人，最高涉案金额达1.97亿元，没有一个判处死刑，其中最轻的1人判有期徒刑18年，5人被判无期徒刑，12人被判死缓。郑筱萸是近几年落马官员中唯一被判死刑的官员。这些判决结果显示，反腐制度执行的刚性不足。而制度刚性不足一方面会增强官员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破坏了制度的严肃性，使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还存在权力反腐的态势。是否反腐，如何反腐，决定于领导者的决心和目标。权力反腐的优点在于比较便捷，但缺点显而易见，即过分倚重个人权力，随意性较大，容易因领导者的改变以及领导者关注点的改变而改变。在这样的反腐模式下，加之转型时期，社会矛盾聚集，反腐败容易被掌权者利用，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况且，在强调权力反腐的体制下，惩处腐败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受到制裁的官员只是整个腐败群体的一部分，反腐也就蜕变成了一种博弈!
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出路
权力反腐的随意性以及容易成为掌权者的政治杀手锏，使得权力反腐不可能走向成功，而制度反腐则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性举措，但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能很好地反腐败，只有好的、科学严密完备的反腐败制度才是真正的反腐利器。
一是制度设计要严密。人不是天使，政府也不是天使。掌权者可能很好的履行职责，也很可能以权谋私，甚至利用权力去干罪恶的事情。在无法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正确预测的情况下，尽可能对掌权者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预先预测、估计、约束与防范，从而最大限度上将可能的犯罪扼杀在摇篮中。同时，由于程序和规则是制度运作的核心，因此制度实施细则越明确，越具可操作性，越少个人裁量，就越能把“暗箱操作”排除在外，越能降低“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二是制度在实践中要有可行性。制度必须具体、可操作。既有实体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规定;既有宏观架构，又有微观措施。在实际工作中要行得通、用得上。三是制度与制度之间要逻辑一致。反腐败制度不是一个或者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规制得好的，而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其范围要涵盖金融、财政、公务员法规、税制、网络信息、刑法等等诸多领域。这些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必须以一致的逻辑确定下来，不能自相矛盾，否则在法律制度适用时就会出现混乱。
同时，公平、公正是法治的灵魂，也是制度能否实现、生效的关键所在。不平等的判决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制度的虚设。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再科学的反腐败制度，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当前我国的反腐机构主要是纪检、监察及检察院(反贪局)三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检察院侦查。曾有专家学者、代表委员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但反对之声亦有之。笔者认为，完善反腐败机构，提高反腐工作者素质是当务之急。目前，完善反腐败机构最好的选择是纪检、监察、检察院三体合一，联合办案。这样一是有利于整合办案调查权与侦查权。随着腐败案件越来越复杂化、集团化、高端化、智能化，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太过薄弱。只有实行联合办案，才能真正做到统一部署，综合利用各种手段，提高办案效率。二是加强了相互监督和权力制衡力度。权力需要制衡，调查权、侦查权以及司法监督权应该分离，联合办案可以实现相互监督，恰好解决了办案权力制衡的问题。当然，还需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反腐队伍，以保证遏制腐败、维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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