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其一,梁启超所言的“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中国特色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虽然未必“鄙”,但顾虑多。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和宁静,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所带来的愉悦,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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