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与稷山
——试论羲和与后稷在社稷形成中的作用
樊喜庆 黄建中
人们常把“社稷”比做国家、江山。什么是社稷?《辞海》上说：“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 最近我们从网上查得乡宁县阎金柱、李林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国”和“中华”名源试说》称：“中国”源自古人在晋南平原稷山北部的西社竖立高榘、面向北顶观斗建定分至时所形成的宇宙观。他们认为：“社”是古代祭天地的神圣台坛、国家象征、世人沟通天神地衹的地方。
而今在中国，争先人、争名人者多如牛毛，如陕西有黄帝陵，河南有轩辕墓;河南和湖北都争诸葛亮隐居地隆中……。然而这两位乡宁人把稷山的西社一带称为古代的“中国”、“中华”，我们觉得他们的说法比较客观公正，是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社稷”的源头在稷山。其理由如下：
一、对“社”的考证
(一)“社”与“羲和”：《辞海》上说“社”是祭祀土神的场所。我们认为“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更赞同阎、李二先生的观点，即“社”是古代祭天地的神圣台坛、国家象征、世人沟通天神地衹的地方。古代对天地和神灵的祭祀，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对图腾的崇拜。但在农耕出现之前，由于人类尚无固定的聚落，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祭祀场所。自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产生了“三农”(农业、农民、农村)，有了固定的居住地，才能产生固定的“社”。那时的人们不光祭地，也祭天，还祭各种神灵。
现在史学界已经公认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在我国黄河中下游的先民率先进入了农耕时代，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一时期必然要有一位懂历法和气象的专家，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呢?今临汾尧庙供奉着尧和他的四位辅臣：后稷、羲和、四岳和皋陶。而前两位传说都是古代稷山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后稷是尧的“农官”，但很少有人知道羲和是尧的“历官”。《尚书·尧典》中一段约200字的记述，大意是：尧任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观察星象、气象和物候等变化，确定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两分”和“两至”;《史记》中的“仲”为“中”)等时令，使民众能根据季节变化来安排农事活动和生活。最后有两句：“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
万里黄河，只有稷山县曾有一座规模宏大的羲和庙，1958年被拆毁盖了学校。这座古庙旧时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是祭祀大典，届时历代朝廷都要派员前来祭祀。
(二)对当地几个村名的考证：原来的羲和庙前(南)有三个村落，分别叫东社(分“南王东社”“北王东社”两部分，但从来属一个村庄，今称东庄)、中社、西社。我们不敢说这“三社一线”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许其他地方也有，哪怕它还有南社、北社，但他们不可能有一位可以称做是中国历法的奠基者的羲和和这么一座古庙。
在西社之北、隔街相望有个高渠村。过去这里的人们都不知道其村名是怎么来的。多亏乡宁人指点迷津，说古人在这里“竖立高榘、面向北顶观斗建定分至”。我们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榘”就是在高高的木杆上横插一根“矢”，很像今日天安门前的华表。我们查得，也有人说华表是“古代观天测地的仪器”。显然，利用观测高杆影子长短的方法来确定四立和两分两至是最科学的。“北顶”是乡宁县的一个地名，很可能是古人在高渠、西社一带夜观星象，发现北极星正对着北面山头上的一个点，就好像是“天顶”，因而称其为“北顶”。找到这么一点作参照，便有利于白天观测。后来随着“榘”的功能的消亡，它已经成为一个生僻字，于是人们把“榘”改为“渠”。这种情形古今常见，如陕西的“郿县”“鄠县”现在已经改为眉县、户县。
正如人有学名和乳名，许多村名也有书面语名称和口语名称，而这种乳名更具有原始性。在西社村正西五里，有个村子学名叫“仁义村”，俗名“人村”，而且“人”字非“仁”更非“任”。1993年河北广宗县有贾氏二兄弟来稷山寻根访祖，言其先祖于明永乐2年从稷山“人里村”迁去。1999年该村发现一块明嘉靖年间的修庙古碑，碑文开头就是“稷之北有人义里，里之中有武安王庙”。由此可见，该村名在600年前只有一个“人”字，因本村群众崇拜关羽(“武安王”是关羽的早期封号)，400年前才加了个“义”。再后来又发现一块扇形石匾，刻有“仁义里”三字，这显然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书面语名称。现在的村名为“仁义村”，但在群众口语中，从来都只说“人村”。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几个村子仅以“人”命名?
在西社村南五里，毗连着两个较小的村子，学名分别叫“桐上村”“桐下村”，俗名则分别叫“窑沟”“桐哇村”。这两个村的东边有一条沟，本来叫西社河，今已成为干沟，但沟里根本没有窑洞，这里也没有挖窑洞的条件。两村之间从来没有听说有一棵高大的桐树或桐树林，为什么叫桐上、桐下?我们猜想，很可能这个“桐”字原来为“洞”。在晋南方言中“洞”一般读为tun或tong，这跟“洪洞县”的“洞”只能读tong很类似。因此，“桐哇村”，很可能是“洞啊村”。其中的“哇”或“啊”，只是“洞”的尾音延长的转化音，不能算是独立的音节。这两个小村的俗名，一个有“窑”，一个有“洞”。我们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是穴居，后来到半穴居时仍把那时的“房屋”称为“窑”或“洞”。
在西社正北二十余里，有个小山村，名叫“中土地”。不但叫“土地”，而且还冠以“中”，在中国又有几个村名叫“中土地”?
这些村名都显得很古老。如果它们零星散布在全县各地，我们东拉西扯硬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这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它们在方圆十里竟连成一片，这就不能看成是一种偶然现象。“中土地”虽然距离西社远一点，但又跟乡宁县的“北顶”毗邻。
(三)地理环境考察：晋南地处北温带的中部，黄河中游，气候温和，四季分明。西社一带又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很适宜开发农业。但此处却北不靠山，南不滨水，既无山洪肆虐之虞，又无河水泛滥之忧，很适宜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便于长期观测的“中央天文台”。虽然尧都在临汾，舜都在永济，禹都在夏县，但我们估计这个“天文台”不宜随“都”搬迁。否则，“高榘”这个地名就很难保留至今。
中国的农历又名“夏历”，是夏代基本定型的。但羲和已经确定了“四立”“两分”和“两至”，把“年”的日数准确到366天，又研究出“以闰月正四时”的方法。这是他(或他们)的伟大贡献。我们考察后来逐渐形成的廿四节气，其中以气候和物候命名的节气名称如雨水、惊蛰等，跟这里的气候完全吻合。因此，我们十分肯定中国最早并比较成熟的历法产生在这里。
(四)对年俗的考察：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新年有中国年这么热闹、红火、年味农、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丰富。
究竟什么是“年”?“年”的篆书是“禾”下一个“千”字，《说文解字》上说：“谷孰(熟)也”。又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在尧舜(即唐虞)之前，古人对“年”或“载”的概念还很模糊，还弄不清一年有多少天。只有羲和才研究出“载”有366天。载，应该是庄稼熟了要用车拉。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中国最早的“年”(即 “载”)诞生在稷山。因此，稷山人过年的习俗应该比其他地方保留着较古老的遗风。本文只探讨旧时过年祭祀什么神和年节究竟有多长。
鲁迅在《祝福》中写道：“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但，祭祀什么神，没有说。只是说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家，祭祀时什么也不让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在电影里似乎鲁四老爷是在室内祭祀的。不过，鲁迅的文章并非专论。老舍的《北京的春节》就是专门介绍年俗文化的，但关于敬神却只有寥寥数语：腊月二十三送灶王;外出人员回家祭祖;除夕接神;大年初二祭财神。
稷山人管“神”叫“爷”。把“祭祀”叫做“献”。在旧时，即使家穷买不起鞭炮，贴不起对联，一般至少要买三张木版年画“爷”，即灶爷、财神爷和天地爷。天地爷的全称是“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位”。这里面囊括了一切神鬼，万万得罪不得，因此，献天地爷是头等大事。天地爷贴在北墙上，全家人在院子里向北敬献。祭品则因贫富不同而有悬殊。时间是除夕交过子夜。解放后，由于破除迷信，虽然还要献爷，但时间逐渐推移至黎明时分。又由于买不到“爷”，只好望空祭拜。
过去这里绝大多数人家还要献“全堂爷”。 “全堂”顾名思义，也是各路神仙都要邀请，不过只是在红纸上写一个代表。一般多写关公，也有人写姜太公。其写法是中间写“奉请武圣帝君关夫子老爷之神位”，两边分别写“和合二仙”与“牛马二王”。位置贴在中堂，在室内敬献。似乎这两路神仙有些雷同，实际上二者的职能有所区别：前者每年只献一次，平时仅限于结婚拜天地，好比一年一届的“神大全体会议”;后者平时家中有个大灾小难，都来求告它，则是平时的“神大常务会议”。
灶爷，可能全国大体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来”(常用灶君对)。财神是在初一。另外，过去稷山家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土地爷窑”(即神龛)，常年供奉着土地爷。过年时一般只烧两炷香，贴一副小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这似乎有些慢待，其实，在天地爷中它就是主角，这里则是份外的“特供”。
稷山人虽然祭祀祖先比其他“爷”频繁，但远不如对天地爷郑重。祖先的神位设在堂屋的偏位，俗称“神子”。除了有祠堂的大家族集体祭祀外，一般家祭都是吃饭前的饺子、火锅等先得献神子，然后人才能吃。这里的人拜年磕头都是朝着神子磕，不像某些地方是照着本人磕。
大概全国各地到正月十五便是春节的终点，但在稷山只算是半程。稷山人还要过十六，这一天早晨人们要到郊外踏青，俗称“游病”，烤篝火，荡秋千。据说这样全年就能少生病。晚上家家都点一种长明灯，俗称“夜油”，成对摆放在大门两边。
在稷山，几乎各村都有一个贺年的艺术节，俗称“时节儿”。每逢各村的“时节”，都要闹社火、放焰火和唱戏，一般都是三天三夜。到时候，家家都要邀请亲戚前来观赏。同时，周围友好邻村还有社火助兴。对外村的来宾，则分派到各家，跟亲戚一样，用火锅、酒肉招待。由于各村的时节绝大多数都在正月，这样，整个正月，几乎天天都有红火热闹。直到二月二，家家还要剩几条麻花，叫做“咬蝎子尾巴”，算是春节的“扫尾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这一天，才算是春节的终点。
解放后，由于破除迷信和集体化，要抓生产，年俗文化的迷信成分淡化，时间有所缩短，同时换上了新的内容，如近些年来，出现一种三十六岁人捐资请剧团、管乐队的风俗。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认为稷山县的年俗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明显的古代“社祭”的遗风。
(五)考古发现：到目前为止。稷山境内共发现仰韶文化(约为公元前3000-公元前5000年)遗址10处，龙山文化址(约为公元前2800-公元前2300年)7处。从整体分布，各遗址有共同点：它们大都集中在汾河两岸高崖地带和水源近的地域。这是因为一是要免于水灾，二是便于取水。细石器的大量出现，说明已使用复合工具，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开始了新的飞跃。西社镇周围具体考古情况如下：
A、西社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西社村西30米处，东西长500米，南北宽150米，剖面灰层厚1米左右。发现有石斧、石锛、石锄等。还有盆罐等器具陶片。1977年由山西省考古所确定为仰韶文化遗址。
B、桐上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桐上村东300米处，东西长300米，南北宽200米。地表暴露有陶片甚多。1977年由山西省考古所确定。
C、贾峪村东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贾峪村东300米处，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地表暴露有纺轮、尖底瓶等陶片。1979年由李锡敬研究员考察确定。
D、贾峪村南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贾峪村南500米处，东西长500米，南北长150米，文化层厚1米。出土文物有石铲、泥质红陶片和夹砂灰陶片等。贾峪村位于桐上村西2里，在仁义村正南5里。
二、对“稷”的考证
在全国的县名中，只有稷山有个“稷”字，因此“稷”就无须考证。限于篇幅，下面只讨论三点：
(一)后稷究竟有无其人?“后稷”不是人名，而是一种封号。他姓姬名弃，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元妃姜嫄所生，是尧的同父异母兄弟。尧拜他为农师，舜封其为后稷。后来“后稷”成为一种世袭的官职。陕西也有“后稷”，但那是第一代后稷的子孙。后来其后人姬昌、姬发建立了周朝，便尊他为始祖。后世人们尊奉他为“稷王”“稷神”或“五谷神”。
在上古人物中，后稷的出生最为神奇。根据《史记·周本纪》和《诗经·生民》，说他的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便怀了孕;又说他出生后先是被“弃”掉，后来受到鸟兽等的保护又被拣了回来，因此有人就以为后稷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纯属虚构。
我们认为后稷必有其人。最有说服力的，正是他的名字叫“弃”。春秋时郑庄公名叫“寤生”，就是因为他出生时是难产，后来便发生了“克段于鄢”和“黄泉相见”的手足相残、母子反目的故事。现在有些人叫“路生”“车生”，这正反映了他们特殊的出生情况。我们推测后稷可能属于“假死”。婴儿“假死”本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即小儿出生时呼吸道没有打开，发生了窒息。过去由于人们不懂卫生常识，往往把这种孩子给扔掉了。其救治方法很简单：接生者用一只手倒提婴儿的双腿，另一只手拍打其背部，直至发出哭声。后稷出生后如果尚未达到真死，在扔他时发生了磕碰或滚动，便相当于做了人工呼吸，于是活了过来。但由于古人很迷信，便以为是得到神的救助，于是以讹传讹，三人成市虎，越传越玄乎。再加上后来周部落把他尊为始祖，自然要对他进行神化、美化。至于其母踩了神的脚印而怀孕，只可能是一种梦境。因此，我们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破解后稷出生之迷，其实这并不足怪。
(二)“稷”是什么?《辞海》上对“稷”有三种说法：黍的一个变种;粟的别称;高粱。我们认为“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稷”，泛指一切粮食作物，甚至所有农作物;狭义的“稷”，特指高粱。如同“谷”，既泛指粮食作物;又特指“粟”。既然“稷为五谷之首”，民歌也说“五谷里的田苗子，惟有高粱高”，怎么会是很不起眼的黍子或谷子呢?
在稷山，千百年来只种一种株型高大、穗型松散、“脖颈”细长的高粱。本地方言叫“稻黍”。而现在全国几乎都种秸秆粗壮、子粒饱满、穗型紧密的高产品种。这是为什么呢?有两种原因：一是人类往往有一种怀古、恋旧的保守意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里的人们几千年来的种植习惯很难改变。二是到现在小麦已经成为晋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虽然那种密穗高粱高产，但它的“脖颈”短，不能缚笤帚和穿“箅箅子”(一种日常生活用具)。因此，这里的人们很“排外”，仍然只种这种古老的高粱品种。
在稷山的汾南地区，直到解放以后，高粱仍然是仅次于小麦的第二大粮食作物。汾北由于水利条件好，后来逐渐被原产美洲的玉米所代替。因此我们认为后稷教民稼穑就是发生在稷山的汾南地区。这里地处旱垣，高粱由于叶面有一层蜡质，比较耐旱，而且高产。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民以食为天，只有发现和培育出一种高产的粮食品种，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后稷正是古代的“袁隆平”，是一位在当时的农业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农学家。
(三)对“麦罢”习俗的考察：在稷山县有四座“稷王庙”：稷王山上有一座叫“上庙”。山下有两座分别叫“高庙”和“下庙”。过去也是历代皇帝每年都要派官员前来祭祀后稷。但由于那些封建官僚们养尊处优，不愿跋山涉水，于是便在县城新建一座“稷王庙”。除了“关帝庙”，一个县“一人四庙”的情况，恐怕在全国也属罕见。“下庙”曾有盛大的庙会，一直到解放前。不过这只是封建官员和局部地方的祭祀活动，全县的老百姓没有参与的机会，于是在民间便长期流行着一种特殊的闹丰收和祭祀稷神的活动，这就是“闹麦罢”。
“闹麦罢”是稷山人的第二次过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庆祝“禾熟也”。也许在古代这一习俗是在秋季，但发展到近、现代，夏收远比秋收更重要，因此这里人们对夏收特别重视。
这里的小麦碾打分两次：第一次是“龙口夺食”，先把粮食收打入库。第二次主要是碾秸秆，为牲口储备饲草，其次还能收获大约10%的小麦，俗称“积秸”或“碾秸”。按说积秸是很次要的，但由于它标志着夏收战役的结束，因此特别隆重。合作化以前，每逢谁家积秸，不仅主要亲戚都来参战，而且邻里之间，即使平时有些过节，都争先恐后地赶来助阵。于是便涌现出一种“一家碾秸，百家相助”的壮观场面。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主人对来宾用一顿特殊的“快餐”招待：主食一般是煮油馍，俗称“油坨子”。菜是凉拌菜，一般是豆芽、粉条、粉皮、炒鸡蛋和炒肉丝。还有些水酒。当然财主家的档次要高。但助忙人并非为了吃饭，有时一天赶几家，不一定都吃。
“麦秸积”(草垛)是丰收的象征，因此，人们对积积子很讲究，都要积成特殊的几何形状，如圆积子为蘑菇状，长方形积子像四面出檐的房屋。积子积好以后，主人连同亲戚便朝着麦秸积祭祀。形式跟过年祭祀天地神差不多，只是祭品简单一些。为了避免火灾，不放鞭炮不烧香，而是把彩纸剪成纸练，插在麦秸积上。“积”与“稷”是同音，我们认为这一习俗，很可能是古代民间祭祀稷神的遗风。
当整个夏收、夏种结束以后，暂时有一段农闲时间，于是这里的人们又像过年走亲戚那样，提着好馍篮篮串亲戚，互问年景。同时各村又闹戏，或唱家戏(农民业余剧团)或请大戏(江湖戏班)。不过，这项活动比“闹正月”规模小，不闹社火不放火，不一定村村闹、年年闹。“有年”小闹，“大有年”大闹，歉年、灾年不闹。
比较“闹正月”和“闹麦罢”，两者都有祭祀活动、走亲戚和文艺演出。不同点是：前者有固定的日期，后者的日子不能固定;前者除庆丰收外，现在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后者是单一的庆丰收;前者由于在农闲时期，比后者隆重。我们觉得后者可能是古代真正的“年”的延续。
(四)考古发现：正好我们查到2008年12月12日《太原晚报》署名任静芳的一篇报道，现原文抄录如下：
记者12月10日从省文物局获悉，我省闻喜文物普查队于近日的“三普”中，在冰池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专家指出这正处于古史流传的尧、舜、禹时期，为后稷被弃于此地的传说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旁证。据介绍，该遗址是继前不久新发现神柏乡史家坡和下庄两处龙山文化遗址之后的又一新发现。遗址位于冰池村北约100米处的庙沟边多级台地上。南、北、东三边临沟，西部较高。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50米，文化层厚约1至1.5米。台地的多级断崖边暴露有灰坑、墓葬、白灰面房基等遗迹现象。
其中，白灰面房基是龙山先民们居住的房屋基址，发现有近10处，分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遗址内采集的文化遗物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类。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等，生活用具均为陶器残片，可辨器形有釜灶、敛口瓮、豆和大口罐等。
据史料记载，坐落在稷王山麓的闻喜县郭家庄镇冰池村，自古就有后稷被姜?(嫄)母弃于水池，池结寒冰之传说。村中至今仍存世传后稷被弃的冰池一口，池边老柳树亭亭如盖，两人合围不拢，其年岁当在300年以上。村南庙沟对面并有稷王庙、娘娘庙、娘娘坟等古迹，可惜该庙已毁于抗日战争期间。
考古专家表示，冰池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了4000年前稷王山麓就有人类生息，而且证明此处当时流水潺潺，草木繁盛，比较适宜人类生存。
根据以上考察论证，古代稷山由于出了两位“圣人”，他们分别在天文和农业方面有重大发现，对人类做出了突出贡献，相对地说，这里比其他地方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时代。这里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的精髓——羲和文化与后稷文化。以往历代帝王都派员前来稷山祭祀羲和与后稷，实际上就是对“社”与“稷”的祭祀，只有明清两代因在北京建立了天坛、地坛、先农坛才终止了这样的祭祀，因此我们认为稷山是中华“社稷”的源头!欢迎广大读者和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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