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究竟源于何处，历代专家、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80年代以来，由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确立，夏文化已在考古学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并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一是由对夏代整体笼统的研究向不同阶段分期研究发展;二是由重点集中于河洛地区,向晋南、山东、安徽、 四川等分区研究扩展，并有大批成果面世。特别是将大禹文化作为夏文化之源加以研究，成为四川学者近年来夏文化研究的重点，先后于1991年11月建立了四川省大禹研究会(挂靠大禹故里──四川绵阳北川县人民政府),1998年7月建立了四川省历史学会夏禹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 在两个学术团体的组织领导下，多次召开不同范围、不同规模的大禹及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出版、印发了《禹生北川》、《大禹史料汇集》、《大禹研究文集》、《大禹及夏文化研究》、《海峡两岸大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夏禹文化研究》、《大禹研究文稿》、 《九州方圆话大禹》等论文集和专著。2002年11月，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在北川举行了“全国首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山东、河南和四川省有关市、州、县(市、区)专家学者、相关领导以及北川县文史工作者2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认为把禹和羌结合起来研究是一大创新。 会后编印了会刊和《全国首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大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夏文化的源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四川省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谭继和先生提出的夏文化“西兴东渐”说的论据愈来愈充分，并逐渐得到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认同。 本文就夏文化“西兴东渐”说谈一些初浅的认识，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鲧禹先祖在四川
李学勤先生在《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一文中说，由文献记载看，“黄帝是先秦几个王朝的共同始祖。古书中常见‘三代’，指夏、商、周，有时前面加上虞(包括唐尧、虞舜)，称作四代。虞、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黄帝之子玄嚣。这样的传说表明， 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这几个王朝，虽然互相更代，仍有着血缘以及文化的联系”。《大戴礼记·帝系》：“青阳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氐水”《史记》作“江水”)青阳就是玄嚣，玄嚣一系都活动在中原和北方，昌意一系则多与南方相关。若水在今四川西部雅砻江， 昌意或其子乾荒娶蜀山氏女，而颛顼也生自若水。《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 (颛顼之误)。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鲧、禹则为颛顼之后。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这些论述，笔者以为，鲧、 禹生于四川应当毋庸质疑。 有人说，大禹生于四川，怎么会到中原及其他地方去治水，又封于夏邑?李先生在文中说，汉《新语·术事》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离楼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 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因此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些论述都说明， 一个人的出生地与其一生从事主要工作之地，功成名就之地，葬身之地没有必然联系。
二、巴蜀文化源远流长
四川省历史学会顾问、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向先生在《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认为，随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巴蜀文化的源头逐渐显现。50年代发掘的以东周船棺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沿用40年代卫聚贤先生根据成都“白马寺青铜器”命名“巴蜀文化”。8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三星堆文化”比东周的“巴蜀文化”早，称为“古蜀文化”。90年代后半期，成都平原发现龙山至夏代的古城堡群，它们是直接与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相衔接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城址已发现的有6座，即新都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 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时代跨虞、夏之时。
宝墩文化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以新津宝墩遗址(含城址)为代表，文化内涵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相同，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已超出夏代(一般认为夏代相当于公元前2100～1600年)纪年，与古史传说五帝中的虞舜时代相当。 第二期以都江堰芒城遗址为代表。第三期以郫县古城遗址和温江鱼凫城遗址为代表，其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相近，后者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这大概是“宝墩文化”年代的下限，已进入夏代纪年的后期。
本文所说的“巴蜀文化”是从远古至当今时代在巴蜀大地形成的文化的统称。根据现有的考古成果，我们可以认定“宝墩文化”就是“巴蜀文化”的源头。巴蜀文化既然涵盖虞夏时代，也就是颛顼、鲧、禹生活的时代。而如前所述，颛顼、鲧、禹均出生在四川，我们可以认定， 巴蜀文化就是颛顼、鲧、禹及其同时代的巴蜀人民创造的文化。夏文化是禹及其子孙与其同时代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巴蜀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三、鲧禹治水将巴蜀文化播向华夏大地
1、鲧禹治水的大致路线
《尚书·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山番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蒙文通先生引郑玄注：岷山在岷江上游，山番冢山在汉江源头，“沱在郫县，潜出山番冢，蔡蒙在汉嘉，和读曰桓，桓水出蜀山西南。是《禹贡》于梁州所详，偏在西北”。 从这些史料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鲧、禹治水始于岷江、汉水。我们可以据史料推断，黄帝令其子颛顼降居若水，颛顼及其子孙鲧、禹等逐步成为巴蜀大地的部落首领。而据冰川考察资料表明，唐虞时代，成都平原西面的横断山区当时受高温气候影响，夏秋雨量集中，据长年统计， 盆地西部5～10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85～90%，素有“西蜀天漏”之称，一旦夏雨集中，水流不畅，便酿成洪灾。因此，鲧、禹首先对给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平原构成洪涝威胁的岷江进行治理，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汉水流域与巴蜀相连，曾是蜀汉政权统治区域，以此上推，唐尧时代应为古蜀国辖地。 因此鲧、禹在治理岷江的同时治理汉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由于鲧、禹所处的巴蜀地区的水患得到先期治理，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加之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当时的巴蜀文化应当比中原文化更发发达，至少不比中原文化逊色。鲧、 禹及其先祖创造的巴蜀文化本身就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正是由于鲧、禹治水成效显著，远近闻名，鲧才在中原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时，被尧选中负责治理洪水。鲧奉命治水的主要区域当是河、洛、济、淮、泗等地。禹继父业首先治理的也当是鲧治水的区域，在治平河、洛、济、淮、泗一带洪水之后，便转战长江中下游(含三峡)。
治理洪水是极其宏大的工程，一是时间长，鲧治水九年，加上禹治水十三年，跨越了三个时代;二是范围广，从长江上游的岷江、汉水到黄河流域，再到长江中下游，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是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也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三是广泛的参与性，当时，黄河、 长江流域被若干个小部落割据，在尧舜为首的势力强大的部落联盟首领的号令下，在鲧、禹的组织下，所有受益的大小部落都能听从号令，为共同的事业而出力。在治水的过程中，小部落逐步融和成大部落，最后全部聚集到华夏部落联盟的旗帜下。
在治水的过程中，鲧、禹将巴蜀先进文化带到足迹所到之处， 促进了所到之处经济、 文化的发展，同时各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使治水相对集中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快于其它地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这也是“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原因。
2、岷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地理状况及岷江、黄河治理方法惊人相似
周述椿先生在《论鲧禹治水》一文中指出：岷江三角洲和黄河三角洲都是宽阔的内陆三角洲。它们的东面都受到山地的阻拦。它们的南、北两面都有出口，黄河或南流入黄海，或北流入渤海;岷江既可南流入长江，又可北流入沱江后再入长江;黄河、 岷江都具有在广阔的三角州平原上南北改道的特征。大约在4500年前左右，黄河由南流入黄海改为北流入渤海，当年沿太行山东麓北流的山经黄河，与今天沿成都平原西南侧南流的岷江主流十分相似;它们都是在堤防的防护下，沿三角洲边缘流出，从而使三角洲的绝大部分免于洪水为害;在三角洲的中轴部， 由于受山地阻挡，泥沙易于拥积，河水只能南北分流，从而使三角洲的中央部分大大高于两侧而减少了洪水威胁，这就是原黄河三角洲、岷江三角洲能发现大量古都遗址和古文化遗址的原故。
不仅两处地理条件惊人相似，而且在治水方式上也极为相似。由于当年鲧禹率先在治理岷江时，采取了“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方法，既便于洪水分流，又有利于舟楫、灌溉;禹在治理黄河时(根据上述分析，尧舜时的特大洪灾与黄河改道有关)， 也采取了分流黄河水入济水以通淮泗的方法。后来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与黄河三角洲的水利工程也有惊人相似之处;都江堰工程所修建的沿岷江主流的金马大堤，类似黄河三角洲水利工程的鲧堤，而宝瓶口所分流的内江，类似从黄河石门开凿以通淮泗的济水，金马大堤所用防冲卵石竹笼相似于鲧、禹所用之息壤， 且都不是为分洪而设，而是为了航运和灌溉。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具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鲧、禹先治岷江，后治黄河的原故。
3、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其关系十分密切。一是先秦时期的几代王朝的祖先都是黄帝，鲧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及鲧、禹的青壮年时期均生活在巴蜀一带，近代的考古发现已证明四川盆地确属先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后来，鲧、 禹因治水进入中原，禹因治水成功为位列至尊，这说明以鲧、禹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夏的衰落，取而代之的商、周是黄帝另一子玄嚣的后代，与夏本有血缘关系，因而商、周文化与夏文化同源，并继承、 发展和丰富了夏文化的内涵;仅因自然环境的不同和土著居民的习俗差异而有所区别。三是夏以后的帝王多在中原地区建都，中原地区长时期成为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条件优于巴蜀地区，而巴蜀地区因当时受交通条件的限制，与外界交流相对困难， 制约了巴蜀文化的发展速度;夏代及其以后，中原文化对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比巴蜀文化对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更强，因而许多人便误认为华夏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产生这种认识也在情理之中。
结论：夏文化兴于巴蜀(或称兴于江汉，即岷江、汉水地区)，盛于中原，东南传播至长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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