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沧海一滴水
诸葛亮高居隆中时，“每常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诸葛亮，字孔明，世称卧龙先生，常以管仲乐毅之才自居，自信自己之才文比管仲，武及乐毅，当时的人听了，都以为他狂妄自大，人人都不以为然呢。
后人评论诸葛亮，大都认为他的才能是及不上他崇拜的两位前辈的。原因可能归结于诸葛亮失败，而管仲、乐毅却成功了。尤其在军事才能方面，除了受到《三国演义》影响的人外，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不值一提的，认为他的战绩远远及不上乐毅呢。这些人标准是以成败定英雄。我觉得这种看法很片面，没有结合当时实际客观地分析。我个人的看法是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不在乐毅之下。听了我这样说的人可能会问，你一定是受了《三国演义》的毒害吧。是不是这样，且听我细细道来。
当年，乐毅以弱小之燕下强齐七十二城，几乎就灭了齐国，创造了战争史的一大奇迹。按当时的说法是，燕国是千乘之国，齐却是万乘之国，拥有霸国的基业，两国的实力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三国时期，蜀国各方面都落后，论经济物资、人口、人才都相当缺乏，实力是远远及不上魏国的。这是燕蜀的背景，两者有共同之处。
燕和蜀都敢于横挑强邻，但两者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燕为什么取得了成功，蜀又为什么会失败了?后人多认为是乐毅军事才能高，诸葛亮军事才能低为理由，所以成败不同。谁知这种说法既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不加证明地武断两者的军事才能，以成败论英雄，论高低;又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简单地将战争的成败归结到个人身上。这都显然是错误的。其实，乐毅之所以成功，并不仅仅归功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他的成功还得之于客观条件的帮助呢，诸葛亮的失败却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什么客观条件呢?天时地利人和。
一、地理位置上。燕国所在位置相当于后世所谓的幽云十六州，是扼守北方的咽喉要地，易守也易攻，当年北宋军事上屡战屡败就吃在这个亏上，进攻上寸步难行。辽兵和金兵却可以凭些优势对中原长驱直入。燕国凭借此地理优势轻易地进入齐国境内。反观蜀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易守攻也难，出了汉中往北越走地势越高，仍然是山势险峻，不利于进攻的开展。所谓六出祁山，见到的还是山。它的进攻目标长安本来就是一个四面环山，险阻重重之地——汉唐两朝建都于此，看中它的正是关中之固啊——想跨过一道道的障碍，从汉中平安地到达长安，恐怕真是极为艰难的事。这样的地方，对于运送粮草供应前方是一件极为艰难困苦的事。
二、敌方阵营方面。齐国虽然有霸王的基业，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但是政治和外交上陷于孤立境地。当时的齐王是一个狂妄自大又残暴的君主，对内施行暴政，激起人民的愤怒，弄得齐国分崩离析;对外妄自尊大，失信于天下，激起了其它诸侯国对它的憎恶。齐国这种状况，虽有霸业的基础，但与一个弱国又在何区别?与齐国相比，曹魏政权则有如泰山稳定。自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士族集团已得到了满足，由原来抗拒中央变为拥护中央了，国内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所以这时候的曹魏政权是相当稳定的。
三、国外形势方面。燕国夹在齐国和赵国之间，平时攻打若要攻打齐国，当然惧怕赵国抄袭它后路了，所以即使攻打齐国也只能点到即止，是不敢拼血本甚至深入齐国境内的。但乐毅这次进攻齐国的形势不同，赵国以及魏、楚、韩三国都积极支持燕国攻打失信残暴的齐国的，并且派了军队支援燕国呢。于是再无后顾之忧的燕国倾全国之力全力地攻打齐国了。而齐国方面则陷入势孤无援的境地。我们再看看蜀国，你在攻打魏国吧，后面那个老奸巨猾的孙权可不是善男信女，正在虎视眈眈呢，一见形势不对，你这边螳螂捕蝉，难保他不会黄雀在后。所谓的孙刘联盟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孙权是不吃这一套的。这点诸葛亮当然清楚了。所以攻打魏国真是进退两难啊。
四、国内形势方面。燕国立国数百年，基业稳固，人心稳定，无国内动乱之忧，更何况支持乐毅攻打齐国的齐昭王是一个英明之主呢，不但有驾驭全国的能力，还给予乐毅充分的支持，包括充分的军事指挥权、后勤补给等。至于蜀国，各种利益集团在闹矛盾呢，政局很不稳定，刘禅那等货色不要说给诸葛亮支持，不添乱已经是帮忙了。面对不稳固的国内形势，诸葛亮能完全放心北伐吗!
以上分析，乐毅得之天时、地利以及人和，并依赖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故能克敌制胜，下强齐七十二城。相比之下，天时地利人和，诸葛亮一条都沾不着：曹魏稳固，孙权虎视眈眈，此为不得天时;益州为进取之地，此为不得地利;“益州疲弊”(出师表)国内不稳定，此为不得人和，有此三不得，虽有通天本领也飞不出莽莽丛山，即使十个乐毅也无济于事。
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能简单地依靠他的才能，还需要时机。并且这时机必须被你紧紧地抓住。时机没来，你怎样努力都将徒劳无功;但时机来到，你却错失时机，也注定你不能成功。
既知注定失败，为什么诸葛亮还要坚持北伐呢?是他没有缺乏先见吗?不是的，关于这点，诸葛亮心如雪亮。他在《后出师表》坦言各种因素都很不利于北伐，北伐简直就是白费气力，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当初，在隆中论天下时，诸葛亮就断言，北伐成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据荆益，二是天下有变，三是分荆益两路北伐。现在一个条件都没有，试问又怎会成功呢!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六伐中原，强与天抗衡呢?答案是为了延长蜀国的寿命。蜀国是一个比较动乱的国家，利益集团的斗争很激烈，他们抗拒中央政府统治。为了稳定局势，诸葛亮施行了严厉的法律制度，在蜀国内推行法治。但是对于一个弱小而不稳定的国家来说，这些还是不足够的。如果任由它苟且偷安，国内矛盾更易激发，这无疑是自取灭亡。所以发动战争就成了转移矛盾、振作图强、延长国祚的重要手段了。
既不可能取得胜利，又要量力地北伐，决定了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只能适可而止，量力而为，谨慎作战。稍有一点差池，对于弱小的蜀国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诸葛亮一生惟谨慎，实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当年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对于蜀国的命运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实质上子午谷奇谋诸葛亮不可能没有想过，但它操作十分复杂，需要很多条件配合才能袭取长安。退一步来说，即使你能攻破长安，据有长安以西。但是它与汉中之间隔着重重的崇山峻岭，很不便于支援。前方是敌人的合力疯狂的反击，后方是老奸巨猾的孙权可能乘虚而入。
经以上分析，诸葛亮的北伐只能点到即止，不能放手拼搏。否则，在不具备客观的优势条件下逆天而行，后果只会更惨。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一心忠于蜀国的诸葛亮只能在祁山一带苦苦挣扎。虽然如此，诸葛亮还是在多次北伐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六出祁山，玩弄敌军主帅于股掌之间，杀王双和张合，威震天下。而且，大家请注意，这些战绩之所以不能扩大，多是因为粮草不继而半途而废的。这不能怪诸葛亮，是客观条件造成的。至于街亭之失，我只想说，一个杰出的将帅不可能没有一点小失误，只要不是致命的，便不能坚决否定他。事实上街亭之失并没有让蜀军遭受重挫。数次北伐，数次都能全身而退，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创造出了非常不错的战绩。
所以诸葛亮的北伐与其说是进攻，倒不如说是一种防守。诸葛亮数次“防守”，让弱小而不安定的蜀国延长了三十多年的寿命，可谓守得出色。
结论是，得“天助”的乐毅攻的凌厉，而无“天助”的诸葛亮也守得出色，两个都是杰出的将帅。但是比起乐毅，诸葛亮又多了一项本事，就是他的政治才能。后人评论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多有赞美之词，认为他与管仲可以比得一比。事实是这样吗?我的看法是，与管仲相比，诸葛亮还差一截。
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第一霸，靠的是什么?答案是适应时势、顺应民心，实是求是。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管仲不会盲目推行郡县制度，而是实行过渡性的中央集权制，兼顾旧贵族与新贵族利益;不会废天子而王天下，而是“尊王攘夷”，捞取政治资本;不会全盘否定周礼，而是改革周礼，实现礼法共治;不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而是既重农又重商，适应齐国当地实际。根据客观条件因时因地因人推行治国策略。
相比管仲的做法，诸葛亮是有些脱离实际的。当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调和了士族利益集团的矛盾，孙权那边也与士族集团进行了妥协时，诸葛亮却坚持与强大的士族集团作斗争，采取严厉的惩罚和镇压措施打压士族地主，全面推行法治，走法家庶族路线，试图建立庶族地主政权。这样做，实际上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弄得蜀国内部动荡不安。这样的法治，虽然照顾了寒族的利益，但却忽视了(显然是有意地忽视的)势大气粗的士族地主的利益。历史证明，当时是一个士族政权的年代，庶族法治是不受欢迎的历史怪物。
可能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权制是诸葛亮的一个政治理想吧，他对士族地主集团兴风作浪，威胁中央政权的现状很不满意，诸葛亮独掌大局，为改变这一现状作不懈的努力。但是，这种理想始终不切合当时实际，努其努力也归于白费，客观上他的法治也损害了蜀国政权的稳定。
为了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而执着，注定了诸葛亮悲剧的政治人生。
当时士族地主集团已成气候，庶族地主却仍然未有足够的力量与士族地主抗衡。但是，诸葛亮的法治却拉开了庶族地主集团与士族地主集团斗争的序幕。其后，符坚和王猛作了第二次尝试;魏孝文帝也作了相似的努力;可惜都半途而废，也像诸葛亮的法治一样如昙花一现，归于失败。直到杨坚的改革才来得比较彻底，建立隋朝后，从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政治上创立三省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遂将偏于东南一隅最后一个腐朽的士族地主政权陈朝灭掉，至此，士族地主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以后推行科举制度，从文化上打破士族地主控制社会文化舆论的局面，至唐朝时庶族地主政权正式确立，诸葛亮的庶族地主政权理想在300多年后才得以最终实现。
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权的庶族地主政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诸葛亮推行法治，从另一侧面也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高瞻远瞩、长远眼光的政治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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