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从刘禅建兴五年到建兴十二年，前后无次兵出祁山，实现刘备的“兴复汉室”的未竟之业。但是，先后五次都没有取得象样的成绩，甚至多次被迫退兵。于是，后世很多人议论诸葛亮北伐本来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当然也有其他多种议论。笔者以为对于诸葛亮为什么北伐，以及在多次失败之后为什么仍然坚持北伐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诸葛亮是否认为其当时北伐会成功?第二、诸葛亮如果认为北伐成功无望，又为什么冒着兵老师疲，疲劳国家的风险屡次北伐呢?
下面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至于北伐是否可以成功的问题。我想，首先应该从著名的《隆中对》谈起。在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时，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给刘备一个清晰的战略蓝图：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其实这个战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先取荆州，然后取益州，以为根本，东西呼应;第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第三、一旦天下有变，派一员上将由荆州北上，夺取宛城、洛阳，作为偏师;蜀国主力出于秦川，两路分进击灭魏国，兴复汉室，其中前两条应该是第三条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上述步骤的执行问题，应该说在荆州失去之前，一切进展的都很顺利，但是在荆州被孙权夺取之后，尤其是在彝陵之战再次败于东吴之后，这个战略基本上失去实施的条件，或者说失去短期内实施的条件。原因很简单，就蜀国内政而言，正如诸葛亮在彝陵之战后的五六年写的出师表所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蜀国的精锐部队，甚至是大部分的精壮劳力都在战争中被消耗殆尽，根据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很容易推测，蜀国的国库必然空虚，经济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同时一些本来怀有异心者也开始蠢蠢欲动，虽然经过诸葛亮五六年的治理，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无法恢复到荆州丢失前的局面;就外交而言，孙刘联盟曾经破裂，虽然经过诸葛亮的努力，得到修复，但是必须承认东吴占据荆州这个事实。由此可见，第一步的预期目标，没有达到，并且更加难以达到;第二步基本达到，但是要引东吴以为“援”基本上达不到;至于第三步更是失去分路策应的可能，而北伐本身就是第三步的实施或者说是变相的实施。而第三步的实施，除去上述的两个条件之外，还需要满足两个小前提，也就是，第一、荆州兵北上;第二、出现所谓“天下有变”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是出现曹魏有变的事实。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小前提已不可能出现，除非东吴大发慈悲，但是基本没有可能，第二个小前提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因为当时的曹魏，君主是一代明君曹睿，文臣武将也在西蜀之上，更有诸葛亮都忌惮的司马仲达。因此，此时北伐根本不符和诸葛亮自己提出的战略，也就是说北伐无论从局势，还是从时机上都不成熟;其次，从国家的实力来讲，蜀国在荆州丢失之后，国土几乎减半，在人才、物质等方面的供给上也基本减半，只有益州一隅之地;而曹魏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当时经济、文化与政治中心，基本都在曹魏境内，无论是人才、物质还是其他方面都远远超过西蜀，并且君臣同心，励精图治;
以上是我们的分析，其实从诸葛亮前五次北伐的效果来看，继续北伐也很难成功，除非真的是“天下有变”。至于这个道理，我等凡夫俗子犹能认识得到，何况洞察秋毫的诸葛孔明呢，笔者以为，诸葛亮对北伐很难在当时取得大的胜利，应该早有估计，只是另有原因促使其一次一次的北伐，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诸葛亮如此坚定呢?笔者以为，诸葛亮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灭曹兴汉”是刘备一生的政治口号，是西蜀的立国之本，是蜀国用以凝聚人心的政治纲领，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和刘备初期追随者在益州执政的合法依据，也成为以诸葛亮为首的蜀国文武政治追求，因此，无论是客观要求，还是从主观愿望而言，实施北伐都是必要的。而诸葛亮担忧的是，随着荆州旧臣和刘备创业之元勋的谢世,其后辈与蜀中人物缺乏”兴扶汉室”的理想，缺乏责任感，缺乏北伐的原始动力，因此在其有生之念屡次北伐，以求完成先主遗愿;
第二、实施北伐，实现“灭曹兴汉”的目标，可能是诸葛亮对刘备托孤之言的执行，这也符合诸葛亮的忠君思想和儒家的士大夫情怀。刘备在托孤时，告诉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其中的所谓“大事”应该是“安国”之外的事情，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言，应当是指“灭曹兴汉”的目标。
第三、刘备是蜀国”兴扶汉室”的首倡之人,作为“讨贼兴汉”理想的实现方略“隆中对”是诸葛亮的奠基之作,刘备已作古,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为让大家充满必胜之信心,也必然要北伐,否则,他人更加没有动力和信心实现此理想,从而使得整个蜀国丧失进取之心,偏安一方,坐等灭亡.蒋介石在世时反复提出反攻大陆,去世之后仍然遗志得不到继承与实现,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我们根据当时所谓的国际形势、蜀魏两国的国力、君主的贤明程度等方面不难得出，一般情况下，蜀国如果要打败魏国是不可能，只有赖上天眷顾，出现所谓“天下有变”的情况。即使是在“天下有变”的情况下，蜀国最起码应当具有以下两个条件，其一、捕捉机会的那种进取心和敏感度，其二、训练有素，实力较强的军队，而要使举国上下保持一种时刻准备捕捉“灭曹兴汉”的进取心和敏感性，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而在有限消耗的条件下，实施北伐，确实是可以保持以上两个条件，当然，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实现“灭曹兴汉”的目标，就是意外的惊喜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前四次北伐时，诸葛亮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因粮食供应准备不足而退兵，似乎北伐的决心不是十分坚决。具体来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为任非其人，以马谡先锋，导致马谡为张郃所败，迫使诸葛亮不得不退兵;
建兴六年冬天，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受到曹真的抵抗，因为粮食供应不上而返，不过，在退兵的时候杀死追击的曹魏将领王双;
建兴七年，诸葛亮派陈式进攻武都、阴平，魏将郭淮率众准备攻击陈式，诸葛亮亲自率兵迎战郭淮，郭淮退走，于是趁机夺取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虽然采用木牛运送粮食，但是还是因为粮食供应不上，被迫退兵，本次的战果是射杀曹魏大将张郃;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兵出斜谷，以流马运送粮食，占据五丈原，与司马仲达在渭南对峙，并且吸取前面几次因为粮食供应不上而被迫退兵的经验，分兵屯田以资军用。可是，诸葛亮却于该年不幸病逝。
五次北伐，一次因为用人失当，两次因为粮食供应不济，一次则是小胜则退，当然最后一次是因为诸葛亮的不幸去世，迫使西蜀不得不退兵。
第五、诸葛亮存在人们所讲的“宁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能性，但是，也不尽然，因为作为一国的实际掌权者不会如此轻率地做决定。笔者以为，诸葛亮在心理上应该存在以下考虑：以“宁知不可而为之”的心态实施北伐，即使北伐在其有生之年难以实现，也可以保持迅速抓住“天下有变“之机遇的条件。
至此，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诸葛亮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坚持北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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