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梁山事业衰落的原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由于宋江的卑膝投降。然而，宋江处心积虑接受招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往往不去思索。其实，作为生活在宋朝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宋江，他的性格、心理状态是异常复杂的。这里我们暂不去探究宋朝的政治大背景，也不去考察宋朝以来文人的社会文化底蕴，我们只就宋朝的经济状况对宋江性格塑造的影响谈些看法。如果不能从经济方面追寻一个时代对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影响，那我们在此单纯地议论宋江是忠是奸，是好是坏，是进步还是退步，那都是粗浅鄙陋的。
北宋末期，朝廷统治日趋腐朽。宋江等人是在徽宗宣和年间起事的，然而在历史发展总的序列中，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女真族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强盛时期，他们凭借强悍的武力大肆向南扩展，北宋政权最终被其灭亡，而不是被内部的叛乱势力或起义军所灭。因此，尽管当时北宋王朝奸臣当道，但整个的国家大厦还没有到了仅凭借自己的内力就发生坍塌的地步。这里我们还是只就经济方面细细探讨其原因。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也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认识一切历史现象。
如果将北宋时期的农民起义与已往的农民起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还是宋江、方腊起义，他们既不像陈胜、吴广起义是由于秦朝苛酷的刑罚揭竿而起，也不像东汉末年百万饥民即将饿死才聚众暴动，在水泊梁山的各路“英雄好汉”中，宋江是因为误杀阎婆惜遭受人命官司，要不然他是决不肯落草为寇的;卢俊义是因为吴用设计、李固陷害使然，要不然他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的;晁盖、吴用他们是因为劫了朝廷的“生辰纲”犯下死罪;林冲是由于受了高俅的迫害才被逼上梁山;武松更不用说是因为嫂嫂潘金莲的原因，杀西门庆，犯下命案不得已而为之;李逵则纯粹是为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其它的好汉入伙，均不是由于经济破产、生活宭困才上梁山的：有的是对奸臣弄权的痛恨、有的是被俘后的无可奈何、有的是被骗来的、有的是因个人恩怨杀人而逃命的、还有的本身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如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夫妇。这些人聚在一起，动机各异，虚空的哥儿们义气架不住实实在在的原来生活物质利益诱惑，待在水泊梁山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使好多人非常留恋以前康乐安稳的生活，他们痛恨的是某个人或社会的某些阴暗面，但对民富国贫的大宋朝廷打心里还是认可的。因此，接受招安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宋江的心理只不过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理罢了。最后，宋江独揽了“投降派”的千古历史骂名。为什么这批亡命之徒不能与当时的朝廷断然决绝呢?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只有经济才会有这样神奇的吸引力。这种力量悄无声息但却能摄人魂魄，无坚不摧。
经济与人的生活习习相关。过优越生活的人耻于败坏自己的名节，更何况是做贼呢!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肱股大臣，有人进了政府要来拜访他，他总爱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你家有没有钱?被问的都很奇怪，想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他对我的关怀，怎么是问我有没有钱这样的小问题?后来打听才知道，司马光的标准是说，你这个人没有钱，就不能维持你的生活，就不能不被五斗米折腰，你有钱之后，你才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个官随时你可以不做，为了自己的原则可以不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被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由此看古语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也不是没有一丝道理。作为一个人，我们说他有生存的权利，如果自个儿足够勤奋，但还是衣不裹腹，这不能说不是社会的责任。如果到了要饿死的分上，他去偷、去抢，恐怕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既然水泊梁山的好汉不是因为要饿死才造反，一旦他的仇怨所在得以疏通，作为一个大宋良民经济上的诱惑就要起作用了，最后也就跟着宋江接受了招安。
在《儒林外史》上有一段介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事，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未婚夫短命夭折，他爹就把她关到房子里活活饿死，饿得孩子凄厉的喊“爸爸，给我点东西吃吧。”当妈妈的更是发了疯，可是她老爸毫不动心。其实，在古代，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而丢失性命是一种虚伪的社会哲学。当然，宋江不是傻子，他谋取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宋朝经济的繁荣是不会使人产生绝望心理的，他完全有理由带领弟兄们走回主流社会。
不管哪个社会，落草为寇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有谁天生就是一个贼胚子。现实生活中，不论人们怎样美化一些善举、一些大义，一个即将饿死的人有权用任何手段获得当下的食物维持生命。宋朝的士人虽然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之下，十分看重义理，可对于那些不通文墨的普通老百姓就另当别论了。决定是否进行殊死斗争的并不是高深的道义，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一旦有机会重新步入正常社会，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一场不可预见结果的“革命”中的。一旦自己的冤情得以伸张，自己的罪孽能被宽恕，他们还是很愿意回到以往不须提心吊胆的日子的。这种不彻底性根源于他们的经济基础，根源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宋江上梁山以前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因此才有余力仗义疏财，收买人心。宋江在梁山上也衣食无忧，但根据当时的实力悬殊的现实，依靠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他是很难推翻大宋朝廷的，如果那样的话，他也不想时刻背负着”乱臣贼子”的精神十字架。
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中国的人民是很温顺的，但中国历史问题老是农民问题，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个朝代末期民不聊生到极点时，人民就会起义，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像黄仁宇所说的“潜水艇夹心面包”，最上层的官僚阶层，最下层的劳苦大众，一般情况下相互隔绝，唯一的通道是中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可以在中间上下穿梭起到粘合作用，但数量稀少。当下层实在无法生活、濒临绝望时才会反抗，他们很少提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之类的口号，从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到黄巢的“均平”大将军到钟相、杨幺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以及后世洪秀全提出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核心都是围绕经济上的平等问题。这里暂不说平等与不平等在社会进步中的意义。事实上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各种成就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当时世界叹为观止的高度——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除外)。经济上尤其如此。也因为宋朝的经济如此发达，我国的人口才在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上亿人次。某种程度上，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依据林文勋老师的理论，我国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在春秋到秦汉时期，被叫作“盐铁时代”;第二个高峰期是在唐宋时代，被叫作“茶盐时代”;明清时期是第三个高峰期被叫作“粮棉时代”。从这些称谓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秦汉以前，社会不太发达，人们还在为生存而奋斗，铁器明显是生产工具，而唐宋时茶盐却是地地道道的生活用品了，说明时至唐宋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从生产为中心转移到了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再社会学研究上，这是一社会的石破天惊的变革。人类开始关注自己的现世生活质量，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指数，背后是由物质生产的进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心理的嬗变。因此，我们也理解宋江他们的行动并不是为生存而战，而是为生存以外的东西，如地位、名誉、个人恩怨、国家兴衰、甚至是图个痛快!
让我们再看看宋朝时人眼中的国家经济水平和民众生活状况。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八记载了一些游宦对乡村普遍农民生活的情景：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县;不如田舍，长相见面。门无官府，身即强健。麻麦遍地，猪羊满圈。不闻金贵，唯闻粟贱。夏新绢衣，秋新米饭。安稳睡眠，直千直万。
如果说这是宋朝上等户的生活情景，那么一般农民怎样呢?同书中也有记载：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饥有梁，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著县门，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稼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蹄。
这样的生活美景，如果说是特殊府县之居民，那普遍的宋农民又是怎样的呢?宋居民分主户与客户，主户又分五等版籍，以第三等为例说明最具说服力。根据谷更有老师在《唐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成果，第三等户为十口百亩之家(北方)。正常年景下第三等户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生活自给自足，还略有余额。常言道“离乱人不及太平犬”，有谁在活得下去的时候想落草为寇呢?所以宋朝的农民起义一般规模都很小，最后无一不遭到失败的命运。虽然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期，但当时的民生还没有凋敝到某个英雄豪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地步，并且好多起义的领袖自己就是工商业经营者，例如王小波本身就是蜀地一茶贩，起义的缘由是茶税的纠葛。
宋朝叫人咋舌的经济成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宋江不会例外，他的弟兄们也不会例外。作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宋江的心理会更复杂些。宋朝的经济成就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宋朝的经济发达第一表现在经济作物的推广及粮食产量的增加。北宋时，茶的种植在唐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淮南、江浙、福建、荆湖等地出现了许多专门种茶的“园户”。一段时期政府建立了“榷茶”的官卖制度。南宋初年蔡京的儿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也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即宋徽宗)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时由于南北农作物品种的交流，精耕细作程度的提高，总体产量较前提高，苏湖地区改种占城稻或进行“靠田”、“还水”技术，亩产能达五至六石，由此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第二表现在手工商业与城市经济的再度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手工业在矿冶、纺织、制瓷、造船、造纸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例如苏轼在知徐州任上，本地发现了煤矿，开采后用作燃料制兵器，苏轼高兴地写下了“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的诗句。城市规模扩大，商业活动更加开放，出现了早市、夜市和鬼市，另外，镇、市及乡村集市贸易也很繁荣。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也谈到，从经济上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从电视剧中看到的汴梁的元宵节的热闹场面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程度。据史料记载，与宋朝有海上贸易往来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多达60个以上。
第三当时的经济专卖体系完备，商贸政策多元化。伦理范畴的“贱商”观念仍然存在，但经济领域的“重商”不得不行。传统抑商政策有了很大的松动。宋初实行“恤商”以及商品专卖上的步步放宽政策，使得富商大贾迅速暴富起来，两级分化影响到政权稳定，王安石变法是国家干预经济来抑制商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宰相蔡京当政时，推行一套掠夺商品的聚敛政策，这也是宋江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宋江的起义源头不在农民的生存问题，而在于商品经济下的国家政策变动，它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没有大范围的农民积极参与。
在这场起义中，很少有人由于经济上濒临绝境，所以他们在骨子里缺乏彻底反抗的勇气和决心的，他们仍然怀念过去的生活，他们认为一切的悲惨处境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皇帝还是好主子。就内部的矛盾激烈程度而言，宋王朝当时还气数未尽，只有在外力的猛烈打击下才会崩溃，其实北宋政权最后也不算灭亡，只是统治中心由北方转到了南方，仍然是赵氏家族的天下，临安政权又维持了一百多年才告结束。南渡之后，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金。农民们为什么不乘势推翻腐朽的宋王朝呢，因为从内心深处大家对北宋政权统治还是认可的。那么，宋江，又怎能脱离这种社会大气候呢?
这样，宋江接受招安的悲剧色彩似乎也就不是那样浓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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