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敌国打成了兄弟之邦---宋辽澶渊之盟造就百年和平
辽国立国一共才209年，一直都在和宋王朝打交道。其中从公元916年到1004年，双方是处在战争状态或者磨擦状态，断断续续，打打停停的时期;从1004年到1125年，是处于已经签订和约的和平状态，基本上相安无事。两国作为敌对国家互相对峙了80多年;作为兄弟国家，和平处了100多年。
辽国建国之初，正值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五代时期，中原大乱了好几十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到辽国管辖的地方去。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现象，辽国的人口一开始就以汉人居多，契丹人只占少数。汉人的文化又远远高于契丹人，所以辽国虽是契丹人统治的国家，一开始就已经全盘汉化，接受了汉人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宋辽两国实际上都是依照中华文化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只是在契丹人的内部还保留了一点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而已。由于两国的文化相同，更容易成为兄弟之邦。到了元代，官方甚至分不清楚汉人和辽人(契丹人)有何分别，他们在划分族别的时候，把汉化了的辽人(契丹人)认为是北方汉人，而把南方的汉人称为南人。
正因为宋辽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双方在订立合约之后比较容易沟通，容易遵守。辽国建国之后，不少契丹人都以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自居。所以《辽史》中自豪地说：“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柴荣)宋(赵匡胤)按图更制，乃非故物。”他们认为从秦汉以来的真东西都让我们辽国搬来了，你们现在按照图纸新做的，都是冒牌货。
后来他们发现，中国的东西确实是好。但是光要中国的死宝还是不行，还要活宝(人才)。所以就采用两种办法齐头并进，一是引进人才，包括引进知识分子和各种工匠;二是他们契丹人努力读中国书学中国文化。外交使节到了辽廷，双方人员全用汉语交谈，就是辽国民间市场也用汉语，因为许多商品都是中国货，还是使用汉语方便。据说有一次对对子，宋使在辽庭上还出了丑。辽使出上联：“白玉石天子建碧室”，宋使对下联“口耳王圣人坐明堂”，辽使立刻指出，“圣”字从“壬”不从“王”，说得一点不错，他们简直比宋人还要内行。
北宋时代都当过宰相又都与辽国办过外交工作的两位大臣——韩琦与富弼都认为辽国学中国文化确实成绩惊人。韩琦说：“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据有大漠、辽东和整个燕地)。东服高丽，西臣元昊(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西夏都臣服于他们)。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越来越兴旺)。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从高层次的文化事业到日常生活习惯，全都学会了中国人的一套)。”富弼说得更加彻底：“(契丹)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相同)，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我们有的东西，他都有了;他所有的劲兵骁将，我们赶不上他)。”
澶渊之盟刚刚订立的时候，寇准估计最多可以保持几十年的和平，结果超出了他的估计，两国长期和平共处，从公元1004年直到1125年辽国之亡，长达100多年。宋辽之间能够长保和平，辽国皇室倾心汉化，两国边境上汉人和契丹人的和睦共处，水乳交融，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辽兴宗耶律宗真勤学绘画，他曾经自绘一幅肖像送给宋仁宗，请宋仁宗回赠他一幅真容，“以笃兄弟之情”。等到宋仁宗的真容送到，辽兴宗已去世，道宗耶律洪基在位，道宗竟把宋仁宗真容和辽的祖先画像挂在一起。宋仁宗驾崩，讣告送到辽国，辽道宗痛哭流涕。辽道宗即位之初，宋廷派大学者欧阳修前往祝贺，辽国举国轰动。辽道宗组织满朝官员热情接待，宾主尽欢。他自己在接见欧阳修时发了一个宏愿说：“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
契丹人最初是作为异族和敌国的身份从北方打进中国来进行侵掠的，是中国自己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把一大批老百姓驱赶到他的辖区里去，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石敬瑭把燕云16州割让给他们，他们认识到汉人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就有计划地笼络燕地汉人韩、刘、马、赵四大家族，给以特权，帮助他们治理地方。萧太后萧燕燕的情人韩德让就是韩氏家族的头面人物。这样，他们就在燕云16州站稳了脚跟。随着汉化的加深，他们的政策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文明，以前那种到处抢掠的暴戾之气逐渐消除，宋、辽这两个兄弟国家变得非常相似。这时候，你从外表上分不清朝廷上谁是宋官，谁是辽官;市集中往来做交易的谁是汉人，谁是契丹人。正如台湾姚从吾先生所说：“相安既久，于是部分的或全部的(契丹人)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宋、辽两国后来的文书往来一律不称国名，而是互称南北朝。对宋称南朝，对辽称北朝。也就是说，已经互相承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政权，这两个政权，已经是友好的兄弟之邦。
辽国在200年中间的变化，是一步步地从侵掠走向和平，从野蛮走向文明，这既符合中华文化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民族之间融合的规律。从春秋战国以来，有数不清的部落、部族都一一接受中华文化，走上了文明的道路。逐渐融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的中华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冲突、战争总是难免的。无需记仇记恨，只要矛盾能够逐渐消除就是好事。只不过，宋、辽和约中所保留的“岁币”——每年宋要向辽提供几十万银、绢总是一件使人难堪的事。如果能够换一种形式，例如“经济援助”或者“贸易补偿”，作为富国向穷国的一种支持，那当然要好得多。
令人遗憾的事情是，最后背信弃义，片面撕毁和约的不是被宋人视为夷狄的辽国，而是以信义之邦自居的宋廷。
后来，在辽国的后方，强悍的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国，在几年中间，占了辽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烧杀极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宋廷从道义上说，应该支持辽国，保卫国土，因为宋、辽是兄弟之邦。从功利上说，也应该扶弱抗强，联辽抗金，一旦辽国失败，战火就会烧到自己头上。可是宋廷君臣在决策的时候，大错特错，竟然是一副小人动作，见利忘义，偷偷地派使者渡过渤海前往金国订立“海上之盟”，约定两国同时出兵，共同灭掉辽国，瓜分辽国土地。
宋廷秘密进行这一活动的时候，所有听说此事的官员无不反对。老将种师道气愤地说：“今日之举，譬如邻居被盗，我不能相救，反要勾结盗匪乘火打劫，无乃不可。”
辽国知道此事之后，派使臣前来劝阻。使臣到了宋廷，痛哭流涕，呼天抢地，他说：“救灾恤邻，古今通义。宋辽两国，百年友好。今贵国图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毁兄弟之谊，结豺狼之邦。我国一旦失利，就是你们大祸临头之时，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辽使凄厉的哭声一直在大殿中回荡，久久不散。宋廷君臣无动于衷，还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兴高采烈。宋廷的君臣是谁?皇帝是宋徽宗赵佶，大臣是蔡京、童贯……正如辽使所说，他们转眼之间大祸就要临头。过了两年，金兵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东京一再被围，蔡京、童贯……先后贬死，宋徽宗赵佶，被金兵作为俘虏，押解北上，多年之后，死在敌国。过去闯了大祸的人，大都是留下了后遗症，祸延子孙。惟有这一次背信弃义联金灭辽的决策者赵佶、蔡京、童贯……闯祸之后，立刻自食其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轰轰烈烈的澶渊之战以后，随即签订了维持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这件大事到今天已经整整1000年了。一份和约能在两国之间维持百年的和平，这在世界上都很少见。对于“澶渊之盟”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对于这一类的问题，过去的答案大都十分简单，不是赢了就是输了，不是胜了就是败了，好像二者必居其一。其实这种答案必须多说几句，一句话是说不完的。
“澶渊之盟”的签订，对于辽方来说应该说是赢方，但是宋方未必就是输方。百年和平让宋方争取到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种收获我们不得不承认。因此，有争执的双方谈判的结果不一定是一赢一输，双赢的事确实是有，两败俱伤的事也是有的。“澶渊之盟”真正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双方和平友好，遇事合作，这种巨大的收获首先应该肯定。
宋方每年要拿出几十万两“岁币”，这的确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损失，二是精神损失。我们过去给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战败后的割地赔款苛刻条件吓怕了，总认为一旦赔款，就会赔得家破人亡。其实我们若按当时的币值、物价与国家实际财政收支推算一下，就知道“岁币”的数字并不很大，不过国家财政收支的千分之几而已，和打一次仗的损失相比，实在算不了一回事。只不过每年要缴纳“岁币”给外国，确实令人产生一种屈辱感，在精神上是一种压力。如果换一种形式，换一个名称，例如支援、救助、补偿、合作等等，那就要文明得多。其实，古代的国际贸易也有一些不同的称呼，例如不平等的进贡与回赐，平等的馈赠与回赠。根据我们对一些史料的分析，当时是宋真宗决心谈和，以便早日回京，不以“区区岁币为念”，如果把决策大权交给寇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就是不给“岁币”，萧太后也会退兵，因为她害怕归路会被切断。寇准明明知道这张底牌，就是使不上力，只好徒唤奈何。
寇准能坚持吗?皇帝既然把底线说出来了，他就无法再坚持了。他不是怕丢官，不是怕获罪，而是在和约未订之前，如果皇帝把他撤了，换上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来主持谈判，那么国家就要吃大亏。和约已订，辽兵已撤，他这个官就可以不当了。公元1006年，寇准罢相。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时候，小人们不敢出头，寇准拍案而起。到了和平恢复，皇帝热衷于玩天书降世的把戏，会拍马屁的小人们都钻出来歌功颂德，这些事情就没有寇准的份儿。公元1008年，有天书见于承天门，皇帝下旨大赦，改元为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23年，小人王钦若再任宰相，同一年，寇准贬死在岭南的雷州，又重演了一代名臣客死他乡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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