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正统——汉民族缘何受人敬重
汉族曾经有着强大的武力，一度是令人生畏的征服者，同时，她建立起的国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也算得上是民物丰饶的国度。但最令她光彩夺目的，莫过她的文化。尽管早就成了陈词滥调了，但对于汉文化，还只能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没有咄咄逼人的态势，没有武力的强制，汉文化凭借自身的魅力穿越时空，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但如今中国人正面临着文化危机。只因为八百多年来，中国两度亡国，到了近代，出现了西风东渐，加重了中国人的危机。原来罪孽深重的异族政权，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以至于现在尚处于前现代时期、弱势文化地位的中国，异端邪说峰起鹰扬，甚嚣尘上，已经对民族精神造成侵蚀。如果连我们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又有谁会尊重我们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找答案，看看是什么让中国人赢得了尊重。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为孱弱的朝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和异族抗争时，都留了无尽的溃败和耻辱。以今人的眼光看，似乎这样的国家不值得人们去向往和尊重吧。但实际上，宋朝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她的发达程度是北方那些蛮族根本无法相比的。仅凭这一点，她在外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远远高于辽、夏、金、元。公元1046年，高丽国王徽即位，史称文宗。此时距高丽弃用宋朝年号，正式向辽称臣已经过了50年了，王徽本人也从未到中国。然而，他对臣服于胡虏心有不甘，对中华文明则无限向往。有一次，国王梦见自己奉宋朝皇帝之召，请他在上元节到开封观灯。梦醒后，王徽马上叫来国内到过宋朝京师询问，听到开封景致与自己所梦到的大略相同。国王心中无比惆怅，作诗记之。诗云：
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
忽蒙舜日龙轮诏，便侍神天佛会观
灯焰似莲丹阙转，月华如水碧云寒
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霄漏滴残
据说，王徽常常念诵《华严经》，企盼来世往生中国。
1058年，王徽终于决心联宋抗辽，下令制造大船，欲通使于宋。但是这时的高丽听命于契丹已经有60多年了，中间虽然反抗过几次，都以惨败告终。国王的计划遭到群臣激烈反对，最终作罢。此后王徽对宋朝向往依旧，但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辽的控制，可以说是赍志以殁了。
此后的很长时间，高丽再也没能和中国取得联系，先后臣服于金和蒙古。其中蒙古于夷狄最为凶悍，1231-1246年的几次征伐，几乎将高丽北部地区的人口杀光。国小人稀的高丽被迫投降。日久天长，竟然主动辫发胡服，连蒙古酋长忽必烈都感到惊讶。随着蒙古最终灭掉南宋，占领中国全部领土，汉文明的影响，似乎已经在高丽永远的地湮灭了。但实际上，无论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感上，高丽都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虽说一度沉寂，但遇到机缘又会重生。
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出身卑贱，对蒙古政权没有好感。在登基后向各地发出的招谕玺书中，他处处标榜自己的华夏正统地位，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如1369年给高丽国王的玺书：
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变用殒绝其命。……朕本淮右布衣，……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高丽迅速做出了反应，谴使到南京庆贺，接受明朝的册封，行“洪武”年号。但后来，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出现波折。高丽发生了弑君事件，新登王位的国王畏惧明朝兴师用罪，竟然投靠北元。对此明朝并未做任何征伐准备，明太祖仅仅下诏切责，把高丽君臣说成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做了一番虚声恫吓。此言一出，就让高丽感到紧万分，频频上表“陈情”，请求恢复正常的宗藩关系。高丽国王太后也以82 岁高龄亲自上表，恳请明太祖发扬“兴灭国，继绝世”的圣人之道，表中对明太祖称：
“陛下为天地，天地之间万物各得其性，而独小邦不沾王化，妾实痛之!”
两国关系后来终于缓和，1387年，高丽依明制改定冠服。后来局势又有变化，李成桂发生政变后，拟定了“和宁”、“朝鲜”两个国号，上面请求明朝择定，明太祖选择了古名“朝鲜”。李成桂便以“朝鲜”为国号。
后来中朝关系稳定发展，持续了两百多年。在文化上，朝鲜以“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感到自豪。在这二百年多间，朝鲜印行中国古籍，弘扬程朱理学理想，用汉语写作了大量诗文。汉文化在朝鲜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即使在宗主国明朝灭亡后仍然不能磨灭，直到近代，在朝鲜的著作中，仍然以崇祯纪年，对满清则极尽轻蔑，甚至把中国国内的一些灾难都解释成满清将要灭亡的迹象。值得一提是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这一部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钜著。在著作中，他为这块产生了汉唐宋明的土地沦于夷狄，而汉族士大夫无志于恢复而深表痛心。他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称为“夷狄”，但仍然对这块土地上汉唐宋明的遗民怀有敬意，称他们留下的文明“规模广大，心法精微，制作宏远，文章焕赫”。
与汉文化还有密切渊源的还有日本。
中日之间的交往历史同中朝一样悠久。日本文化一部分来自朝鲜，一大部分来自中国。日本是孤悬海外的岛族，与中国有一定的差异，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远比同朝鲜的关系复杂。但日本对同样汉文化充满敬意，也为她的文化而陶醉过。
在明太祖对日本招谕中，依旧充斥着夷夏之辩，诏书云：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竟。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
这份玺书，是给“日本王良怀”的。这“良怀”实际指九州太宰府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当时明朝对日本情况不了解，误以为征西大将军为日本国王，又将名字记错。
早在蒙元时代，沿海地区就有倭海盗侵犯，至明初仍然不止。在这份玺书，还要求良怀不要唆使寇盗，为害中国。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对于这次招谕，“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日本方面的史料说，明朝使臣一行七人，到日本后被怀良杀死五人，仅放回二人。
洪武三年，明太祖再派官员携诏书往见“良怀”，诏书措辞十分严厉，有“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弘以待”这样的字眼。“良怀”见到诏书后，对使者说了这番话：
“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
其后，倭寇骚扰中国仍然不断，到了洪武十三、十四年(1382)，明太祖两次招谕“良怀”，指出日本“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自殃”，表示将用武力征伐日本。
于是“良怀”上书明太祖：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良怀”既敢杀明使，证明他不惧怕明朝的武力。但从他的言行和上书来看，他对中华文明是非常尊重的，可谓有理有节，谨守着君臣的本分。他承认日本与蒙古等夷，对中国不失敬慕。在他看来，蒙古是夷狄，大明才是中华的正统。在上言中，他还标榜自己有孔、孟道德之文章和孙、吴韬略之兵法，借此提醒明太祖，日本与一般的“夷”不同，也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由此也可见汉文化对日本有着很深的影响。一提到中日文化交流，人们都会想起唐朝。其实唐朝以后的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更深，朱子学和阳明学都在日本盛行一时。如明末的一位日本学者的诗作：
滔滔儒流天地始，发源太极少人窥
羲黄尧舜百王祖，孔孟程朱万世师
敬直义方宜守静，博文约礼岂求奇
东夷小子空勤苦，佛法千年涵四维
1644年中国亡国以后，日本和朝鲜一样，称满清为夷，甚至奉自己为“中国”，并自认为超过朝鲜。
中国人自己对异族统治做何感想?看来比较复杂。蒙古人统治中国一百年，也并非没有影响。以朱元璋为例，他虽然指斥蒙元为胡虏，但在一些场合，出一已私心，他似乎也认同蒙元是正统王朝之一。他还对忽必烈颇有敬意，也许羡慕他的武功吧。他在南京建帝王庙，也供奉着忽必烈的牌位，同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也曾亲自对着忽必烈的牌位行礼。
还有明朝人修的《元史》，是完全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写。比如《太祖纪》说铁木真的母亲怀妊时“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又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他。这就把杀人恶魔铁木真描写成了“天命真人”的形象。再如《世祖纪》里在讲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说什么“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现在的读者很难想像这种事情真的发生过。忽必烈虽说有点汉化程度，比起父兄辈，身上的兽性相对少一些。但观其一生的经历，仍然是一位凶残暴虐的鞑子酋长。但《元史》却把它写成一位贤明礼让的中国式帝王。在明初文人的早期文集中，仍有为蒙元歌功颂德的，其中尤以《元史》主编者宋濂为多。
但上面这些只是洪武一朝的情况。在大多数明人眼中，对蒙元是痛恨和轻蔑的。当时人在自己的著作把明朝看成是对宋的继承，而蒙元排除在外。朱元璋让忽必烈进了帝王庙，这看来不可更改的事实在后世也有变化。《帝京景物略》记载：
世宗肃皇帝九年，命建代历代帝王庙。庙初，元世祖犹列，十年九月，翰林院修撰姚涞奏言：“元世祖虐浮犬戎，狡深刘石，贪剧契丹，暴过女直。”部议：“太祖确有睿断。”不从。二十四年二月，礼科给事中陈斐奏言，元以夷乱华，不宜庙祀，宜撤忽必烈及其臣木华黎等五人神主。上曰：“元本胡夷，甚于五季。”遂罢元世祖祀……南京亦撤其像矣。
明世宗不算是开明的君主，但就是对蒙元的看法而言，可以说是比祖先朱元璋更有“睿断”。 他还曾试图重修《元史》，这一方面是《元史》编写得比较粗糙，另一方面，也是由夷夏之义的不明。其实明朝人编的《元史》，其出发点不在于而民族，而是出于政治需要。黄仁宇评价说：“明朝人之修“元史”，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甚至抹杀事实，削足就履，硬把蒙人古写成了中原的汉人。”既然编修《元史》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后人也就不能把它里面的观点看成是明朝人看待蒙元的真正态度了。
在明朝，还有这样一则传说。相传在南京帝王庙建成的时候，明太祖亲自前往祭祀，看到忽必烈像的脸上有泪痕。明太祖说：“尔失天下，失尔漠北所本无，我取天下，取我中原所本有，复何憾!”于是忽必烈脸上的泪痕便消失了。
一则史实，一则传说，证明在明朝人的心目中，蒙元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异族政权。这比今天不少汉人的识见要高得多。现在是青黄不接的年代，满是光怪陆离的现象。有个性的人越来越多，有脑子的人越来越少。欺凌汉人，侵占汉土、毁灭汉文化的屠夫野兽被歌颂成贤君圣主，认贼作父、杀戳同胞的汉奸走狗被描述成仁人志士。英雄的标准变得空前的混乱。长此以往，恐怕连汉族自己也要分崩离析了。
比起物质的增加和体制的变革，精神上的改造要更难一些。但汉人不能再对本民族的历史漠不关心，不能再让放任别有用心的人随意解释汉族的过去和未来。汉族要回答下面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是汉唐宋明的遗民，来自汉唐宋明的故土，带着汉唐宋明的传统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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