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
衣冠一杯土，梅花冷艳伴孤忠。
古城扬州，庄严肃穆的史公祠内，楹联款款，道出了人们对明末忠相史可法的不尽哀思。“人生自古谁无死”，史可法凭借着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慷慨悲壮的最后一幕。从此，伟大祖国的历史画廊里，又多了一位民族英雄的塑像。
家庭熏陶 得遇良师
史可法(公元1601—1645年)，字宪之，号道瞵，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一户中产人家。据《明史·史可法传》记载，他的母亲尹氏在怀孕时，曾梦见文天祥走进屋内，之后便生下史可法。这种说法虽难免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无限怀念之情。在人们心中，史可法与文天祥一样是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
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曾官至黄平(今贵州黄平县)知州，他是位对老百姓“有惠政”、“月俸外，囊无一钱”的少有清官。史可法出生时，明朝已经逐步走向衰微。明神宗朱翊钧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宠信宦官，搞得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再加上水旱虫灾，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外患频仍，危机四伏。面对如此国况，对国运兴衰尤为关注的史应元整日忧心忡忡。但当他听到史可法的第一声啼哭时，心情大为振奋，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都体弱多病。史从质一生未应试猎取功名。辞官归故里的祖父，眼看儿辈没多大出息，家道逐渐衰落，便对长孙史可法寄予很大期望。幼年时代的史可法在祖父严格督导下，遵循着儒家博通经史的要求，刻苦用功读书。除了学文以外，史可法继承先人尚武的传统，时常练武，从而造就了他的文武双材。
史可法生性聪颖，少时即有“神童”之称。他学习异常勤奋，儿时所读的书是同龄人的几倍，且能出口成章。他曾自题对联于书屋：
古砚不容留宿墨，
旧瓶随意插新花。
所谓“不容留宿墨”即“今日事今日毕”，其学习刻苦的态度可见一斑。
良好的早期教育使史可法性情耿直，孝顺父母，立有鸿鹄之志：努力修身齐家，以便将来治国平天下。
对史可法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其恩师左光斗(公元1575—1625年)。万历四十八年隆冬腊月，年方19岁的史可法在京师附近的一所古寺内研习经史。一天，风雪交加，天气寒冷，时任北直隶提学的左光斗带着随从微服出行，因躲避风雪而入古寺，见偏房中有一年轻人，因读书疲困，正伏案而卧，案头摊着一篇刚草就的文章。作为一府主管教育的长官，他下意识地将文章拿着看看，目下数行，左光斗不觉眼前一亮：这文章的见识和才华太出众川及至仔细看毕，为国惜才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貂皮袍子，轻轻披在熟睡的青年身上，临出门又将房门轻轻关上，以免过堂风把年轻人吹凉了。左光斗向方丈打听，原来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名叫史可法，是千里迢迢从祥符赶来参加府试在此借读的士子。
府试之时，当堂上点名到史可法时，主考官左光斗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一看卷子，果然很好，随即点为府试第一名。从此，这位年轻秀才，便算是左的门生了。左光斗将史可法安顿在自己家中食宿，并且月支薪米，给他奉养父母。每当公余之暇，师生便在书房内谈论时局，辩论古今，形同父子。左公总是以忠孝大义勉励史可法，当谈到国家危难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情绪激动起来时，他的眼睛竟冒出血来。左光斗曾不胜感慨地指着史可法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将来继承我志向和事业就是这个人。”
这时的史可法还未脱尽孩子气，有次他好奇地偷偷把老师的官服穿着试试，不巧恰被左光斗碰见了，这下可把史可法吓了一大跳，可是左光斗却笑着说：“没关系，穿这官服算什么，你是当宰相的料子!”常言说：伯乐识千里马，这个比喻用在左、史的情谊上无疑是恰当的，但却又是远不足以表述其深刻内蕴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东林党与阉党从政治到经济都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阉党手中有皇帝这张王牌，斗争结果必然是东林党人惨遭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的恶浪终于将左光斗打入了由宦官把持的东、西厂监狱。左光斗在狱中惨遭炮烙(一种用烧红的铁块来烧烙犯人的酷刑)，命在须臾。在亲朋都怕株连，躲得远远的不敢作声的情况下，史可法以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化装成一个掏大粪者，冒险闯入布满着魏忠贤爪牙的狱中。此时左光斗的面额已被烙铁烧得焦烂，连眼睛都已不能睁开，左藤以下筋骨尽脱，正席地倚墙而坐。史可法睹此惨景，跪在老师身旁，抱着老师的膝盖失声哭泣起来。左光斗从哭声中辨出了来人是谁，奋力用手指拨开眼眶，炯炯的目光直盯着史可法，愤怒地骂道：“没出息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来了!国事败坏到如此地步，我已经完了，你竟敢将自己生命看得不值钱，跪到这里来寻死，天下大事将靠谁来支撑?你不快走，不必等暗探发现和陷害你，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着便摸地下的刑具要向史可法打去。史可法只得赶快离开这人间地狱。
这件事对史可法的心灵震撼太大了!连同前面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事迹，都永不磨灭地深深铭刻在史可法的心中。老师的教诲、期望以及老师不论身处何境都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政治品质，如同灯塔，照亮着他的人生旅程;如同航标，指引着他的人生方向。后来每次提到老师，史可法总是声泪俱下地说：“吾师的肺肝是铁石所铸造的。”我们可以说，史可法的肺肝在相当大的成分上是左光斗所铸造的。左公被陷害致死后，史可法用重金买通狱卒，收殓遗骸，使恩师得以安息。
家教、幼学、师训使史可法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将忠、义、节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信条。
恪尽忠心 兴利革弊
崇祯的继位，敲响了魏忠贤一伙的丧钟。他除客魏，黜阉党，优恤被害的东林党人，一时间，濒临溃灭的明帝国似乎又出现了一线生机。崇祯元年(1628年)，27岁的史可法殿试中进士。由于殿试是皇帝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史可法一跃成了名义上的“天子门生”。明清时代录用官吏是很重进士出身的，仕宦之途在这个27岁的年轻人眼前豁然展现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被铲除.，恩师的沉冤得到昭雪，自己在科场上连战连捷，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史可法来说，都是十分惬意的事。此后的事实表明，在史可法的忠君思想中，是揉合着对崇祯皇帝朱由检感恩图报的深情的。
史可法在中进士后，被授予西安府推官之职。从此踏上仕途。在崇祯朝从政17年，史可法一直是“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在任职西安府的三年中，史可法赈荒济民，除奸斩盗，办事果断干练。三年任满，考察官绩，史可法因列为最优等而升迁为京师户部主事。他在任主事期间勤廉奉公，于崇祯七年再次被擢升为户部郎中，督管太仓及辽饷，将太仓和辽饷的出入帐目督管得清楚明了，不差丝毫。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陕北的农民发动起义，起义军渡过黄河，与河南的农民军汇合，声势浩荡，大举南下，直捣明王朝的发祥地中都凤阳(今安徽凤阳)，崇祯朝廷十分恐惧，但慑于农民起义军的庞大声势，无人敢领命带兵去设防堵截。此时己任户部郎中要职的史可法出于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情愿放弃安闲的京官生涯，去到兵凶战危的江北地区堵截农民军。崇祯八年(1635年)秋天，明廷派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湖广等地军务，大举围剿农民军;而以史可法为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明军。卢象升和史可法在与农民军作战时是颇为凶恶的，可是又都先后壮烈牺牲于抗清战场上，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以前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史可法率领着不多的明军在安徽境内为进攻或防御农民军而疲于奔命。他不曾与高迎祥、李自成等重要股头交过锋，也没和张献忠打过大仗，主要是和一些较小股头的农民军周旋。一次作战时，他争先冲锋陷阵，连败农民军于英山、六合，虏获农民军首领顺天王。崇祯十一年冬，清军由墙子岭、青山关两路入关，大举攻明，北京戒严。当年腊月，史可法率二千余人北上赴援。从此以后，便与农民军脱离接触。
由于清军退回关外，史可法在率军渡过黄河后“奉旨止回”。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至十四年(1641年)夏，史可法遵照封建礼制，在家守父丧三年，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崇祯十四年阴历九月，史可法的丧服刚除，即被任命为漕运总督，这是一个保障东南地区的大米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的重要官职。史可法在任上大力兴利革弊，成绩卓著。整顿漕运之后，史可法又致力于江淮间建立军事重镇，以保证关联七省的漕运畅通无阻。他在辖区内开屯田，招募流亡的百姓，修城墙，访察贤明人士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终日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经营下，江淮南北，百姓安居乐业，军队衣足粮丰，一派欣欣向荣。崇祯十六年(1643年)阴历七月，史可法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预军机，成为支撑即将坍塌的明帝国的一根栋梁。
回顾这十六年来的历程，史可法的官运是亨通的。如果换上别的人，恐怕早巳是姬妾成群、家财累万了。然史可法依旧两袖清风，经济上并不富裕，给家中寄钱，最多一次也不过银五十两，银杯一只。并多次叮嘱妻子“可将首饰变卖充用度”，又让妻子从少量的用度中匀出一部分救助贫苦亲戚。崇祯朝内的一些人对他的廉洁表示怀疑，曾在他回家奔父丧时，事先派几名宦官在涿洲等候，检查其行囊。使宦官们大为惊奇的是：史可法带回家的只有两个银杯、扇子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轴而已。这件事情传到皇帝耳中，一向爱猜疑的崇祯帝感叹万分，朝中的大臣甚至提出夺情(不等丧满而强行要史可法出来做官)之议。
节俭自律却并不妨碍史公对他人的慷慨。服丧期间，史可法路过画家崔子忠家，顺便拜访，见其已穷得揭不开锅，身边别无所赠，就留下自己所乘的马，步行回家，其对人的恭敬友善可见一斑。
史可法的继室杨氏见他42岁还没有子嗣，想要为其娶妾，史可法叹息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坚决不答应。史可法督师时，“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簟(扇子)，冬不裘，寝不解衣。”平日作战，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地铺草垫。军队在六安驻扎时，生活较为安定，史可法也丝毫不放松，每日至夜不辍，凡事以国家为重，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从不敷衍了事。他在士兵面前总保持精神振作，从不露出半点倦色。
然而，将史可法这十六年的一切德行惠政都加起来，也不过说明他是个比乃祖史应元更大的清官而已。如果没有最后的一年，也就没有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了。
鞠躬尽瘁 力撑危局
此时的明朝已是千疮百孔，少数忠臣良将的励精图志已难挽其颓势。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白成称王于西安，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知大势已去，连杀数名妃嫔，并刀劈爱女长平公主，最后自缢于万岁山腰的一棵老槐树上。
李自成已经进京十天之后，有关大顺军逼近北京酌消息始传到南京。史可法闻讯急忙会合南京的大员们，准备勤王。阴历四月十四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的确息，由明宫中逃出的宦官带到了南京，问听此讯，史可法史可法北向痛哭，誓为崇祯复仇。可是，他手中并没有几个兵马，立即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尽早立君，表示明朝仍然存在，以维系人心，收拾残局。史可法主张：“非英主不足以定乱”，他和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高弘图等东林党人认为福王朱由崧虽是神宗之孙，按次序固然当立，但此人有七不可：“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不适合当皇帝，而应当立贤明有德的潞王朱常涝。史可法据此呈上疏议。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却与阉党分子阮大铖等认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同时可有“拥戴之功”，便与拥兵江北地区的明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勾结，将昏庸的福王朱由崧弄到手中，居为奇货，用兵力作后盾，抢先一步送往南京。形势所迫，史可法等只有俯首听命。五月，福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东林党虽然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受挫，但却成功地掌握了内阁的权力，其中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
马士英眼看觊觎已久的权位没能到手，不由大怒，便由风阳带兵入朝，摆出了一副与史可法见个高低的架势。最终把史可法排挤出内阁。史可法则以忠奸势不两立的姿态，自动请求督师扛北，出朝镇守淮、扬，仍挂兵部尚书衔。
这是南明弘光政权存亡的一个关键。史可法被马士英等排挤出朝的消息传出，南京城里一片哗然。吴县诸生卢渭奏疏中说：“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传遍了朝野上下。广大群众清楚地认识到，马士英之流是秦桧式的祸国奸臣，史可法是李纲式的民族英雄，现在有马士英在朝中窃弄权柄，处处作梗，史可法在外再有本领，也无法获取成功。此后的历史进程，日益清晰地证实了这个论断。
为什么史可法拥有巨大的东南人望，并且当时朝中还是正人居多，却如此迅速地被马士英所排挤?这里的最深刻原因是，皇帝是偏向马士英之流一边的。当年万历皇帝曾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结果朱常洵终被出封为福王。弘光帝朱由嵩是朱常洵的儿子，东林党人是他的世仇，因此他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从心理上就是既疏且戒且忌的。阉党余孽之所以看准了朱由嵩这个奇货，主要也是因为这一点。对于这段恩仇记，史可法和马士英一样清楚，不过无法明言，被迫将这杯苦酒吞下而已。在此后的近一年中，史可法屡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激励自己，然而三国时的刘后主是将国事交给诸葛亮，现在的弘光却是将国事交给马士英，因此史可法虽有诸葛之忠谨而不能有诸葛之业绩。
扬州本是江北重镇，南北交通枢纽，商业繁荣，向称富庶之地。在扬州四周，有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四路大军作为藩屏，固守江北。这就是晚明史上的所谓“江北四镇”，史可法的职责，就是调度指挥这四镇。然而四镇将领为了争夺扬州，相互厮杀，使扬州一带景象残破。一路上史可法看到官兵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到扬州城下，更是惊心动魄：城门紧闭，城外大兵云集、杀气腾腾;城内严阵以待，剑拔弩张。高杰先到扬州城外，任兵士在城郊大肆掠杀百姓，抢夺财物，城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城外的百姓无法耕作，城内的百姓不能交易，真是民不聊生。扬州百姓送上丰厚的物品犒劳高军，请求不要进驻。高杰自然不愿放弃快到嘴的肥肉，将扬州城围困一个月;刘泽清不甘示弱，将军队驻扎在离扬州不远的瓜洲小镇;黄得功则陈兵仪真，四足鼎立，虎视眈眈。四镇中高杰气焰嚣张，最难安抚。史可法先连书三封，以飞马传送给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对他们晓以大义，然后亲自赴三镇劝说，使三镇得以安定。之后史可法亲赴最难对付的高营。高杰自恃有福王的安抚“手诏”，非常骄横，但他素来敬畏史可法，知道他要来，内心十分紧张，连夜挖坑，掩埋尸骸。当他拜见史可法时，脸上仍是苍白，脊背上冒着虚汗。史可法知道，其它三镇只会扰民，不能指望靠他们抗敌;高杰虽然骄横暴烈，难以驾驭，但他统率的数万精兵，却是能够打仗的，任其横行，则是一股祸水，将其笼住，则是一支力量。因此，史可法则和颜悦色，对高杰以诚相待，又一一召见高营的将士。这些和善的举动，使高杰大喜过望，一心余悸顿时无影无踪，当史可法严肃指出高杰不服从朝廷命令，妄图抢占扬州时，高杰跋扈的本相便露出来了，他竟将史可法软禁于城外的福缘庵中达月余之久。史可法却利用这个机会，除做高杰的工作外，还对监视他的高营兵将做工作，使得他们深受感动，盛称史大人是个好统帅。高杰既为史可法之诚所感，撤出了扬州。史可法凭着他的“德望”，多方斡旋，总算使四镇愿意听命，消除了四藩争夺扬州的战乱状况。
扬州安定下来了，史可法为了广召天下人才，设立礼贤官。又上《论人才疏》，主张打破常规，不拘资格，荐举选拔人才，调军前使用。他的礼贤馆的确吸收了不少的人才，后来有的在扬州保卫战中牺牲，有的成为各地抗清活动的骨干。例如有个吴尔填，曾在北京失陷时归顺过农民军，李自成从北京败退，他回到南方，马士英要治他“降贼”之罪，他便来投靠史可法，请求从军“赎罪”，并砍下自己的小手指让乡人带给父亲，请父亲予之以全部家产抗击清军。史可法不计前嫌接纳了他。吴尔填后来果在扬州保卫战争中壮烈牺牲。由于史可法任用了吴尔填这样的“降贼”，朝中的反对派大作文章，大肆攻击：“督师之地，为招亡纳叛之区;阁部之前，为藏污纳垢之所。”对于恶意中伤，史可法置之不理，不屑一辩。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的扬州保卫战中，礼贤馆的多数人都为抗清而献身。
此时清廷的《谕南朝官绅军民文告》传到了南方，这时南明方面才知道北京已为清所占，李白成败退山陕。当时清朝吞并全国的图谋还未充分表露，吴三桂则被讹传为申包胥式的“乞师复仇”英雄，因此弘光朝廷上下正在做着封赏吴三桂与联清灭闯的美梦。从表面上看，史可法一度也是附和的。但是，他并不是一味主张向清妥协，主要是想以此来延缓清军的南下，抓住清军与大顺军在北方“两虎相斗，南牧未遑”的时机，北取中原。
这个战略意图，在他的《请进取疏》中，表述得非常明白。应该说，站在当时南明的角度和立场来考虑问题，这不失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由于崇祯皇帝是李自成逼死的，当今皇上的父亲福王朱常洵也是李自成处死的，“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身为大明臣子，此时史可法是连做梦也不敢想到与李自成联合抗清的。作为南明的主要军事负责人，他一心想的是要抢在清朝彻底打败李自成之前，收复当时处于相对真空状态的中原地区，以为下一步不可避免的抗清战争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此时史可法心中，是将“靖内寇”与“制外夷”等量齐观的。随着清朝统治中国野心的公开显露，史可法便将注意重心转到抗清上来了。
就在史可法督师扬州、力拒清军时，南明朝内一片混乱。马士英夺取相权，重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技，招纳贪官污吏，陷害忠良，排除吕大器，姜曰广、高宏图等人。阮大铖则被福王任命为兵部尚书，把持军事大权，并企图借“妖僧案”株连打击史公。弘光帝朱由崧则以“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为座右铭，终日沉湎于酒色，与娼优、乐人和梨园子弟在一起寻欢作乐，人称“老神仙”。弘光元年八月，他又传令选妃子，使得“闾井骚然，苏杭民间婚娶一空”。朝中腐败已达到极点。督师扬州的史可法面对这些情况，疾首痛心，屡次上疏劝谏，要弘光帝卧薪尝胆，藉甲枕戈，奖率诸臣，报仇雪耻，恢复故土，告慰先帝，不可以以江南片席之地以求偏安。其疏中言辞极为恳切。然而弘光帝充耳不闻，依然故我，他和朝中人士皆依恃长江天险，仍典日逍遥，“清歌漏屋之内，痛饮焚屋之中”，毫无危机感。
九月初，高杰与黄得功之间因着偶然事件，又爆发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决一死战。史可法费尽了力气，好不容易才将它平息下来。为了动员高杰出师北伐，史可法连自己的督师府也让给高杰妻儿住，自己住偏房。在史可法的精诚感召之下，高杰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一名锐意进取的爱国将领。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件，清朝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到了扬州。史可法将书信上交朝廷，并且修书作答。这一来一往两封书，词令都很优美，是历史上烩炙人口的两篇名文。多尔衮怀着灭亡明朝的勃勃野心，手握强大的八旗兵武力，在信中极尽纵横捭阉、强词夺理，气焰咄咄逼人。他把清军占据北京说成是“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满清是为明朝报仇雪耻的，凡是忠臣孝子，都该感恩图报。南明王朝另立国号，便是天有二日，是为敌国”。如果不归顺满清，他便要与李自成合伙，一道来消灭南明。最后多尔衮又搬出吴三桂为样板，用高爵厚禄向史可法进行诱降;还以贬弘光、捧史可法的手法，图谋挑动弘光对史可法的怀疑和不满。
史可法刚刚调解了黄、高间的冲突，又遇到马士英从中掣肘，弘光对他的信任度也极其有限，实力地位是十分疲软的。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复书的调子是语谦而意决，适当妥协而不失原则。他委婉地将多尔衮的无理要求和指责一一驳回。在多尔衮的来书中，还向史可法抛出了一个同以讨贼为心的圈套。史可法举历史上“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为例证，向多尔衮提出“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的反建议。这就将了多尔衮一军：你要“同以讨贼为心”，很好，事成后得象回纥助唐一样，退回到你的关外老家去。史可法的心中是并不当真相信会有此举的，他在复多尔衮书后不久的《请讨贼御虏以图恢复疏》中，字面上虽仍是将“讨贼”与“御虏”并提，实质却是落实在“御虏”二字上。在满清入关，满汉民族矛盾盖过了阶级矛盾的当时现实情况下，史可法作为一个清醒的明朝政治家，对于致命威胁为谁是清楚的。他在奏疏中曾着重地提醒弘光：“虏(按：清朝)必图南”，“和议固断断难成”。在复书的最后一段，史可法表明了自己“鞠躬致命”、“光复神州”的坚强决心，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诱降阴谋。
继清廷企图诱降史可法事件之后，南明派遣赴北京议和的副使陈洪范只身狼狈回到南京，他带来了正使左懋第被拘留(后被杀害)，清军即将大举南下的凶讯。和谈的美梦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黄河沿岸到处有清军踪迹，前线羽檄交驰，纷纷告警。由于马、阮的掣肘，四镇的内讧，经营中原良机坐失，黄河天险已与清军共有。
此时，面对清军，史可法只有积极防御，他认为现在必须守住黄河南岸。只有守住了黄河才能守住淮河，守住了淮河才能守住长江。可是谁敢到第一线与清军对峙呢?高杰挺身站了出来!他奋然率部北上，进抵黄河南岸，身先士卒，沿河设防。他在与刘泽清书中说：“近日河南抚镇接踵告警，一夕数至，开封上下北岸俱有北兵，问渡甚急，……时势至此，令人应接不暇，惟有殚心竭力，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这一片忠勇爱国之心，多么象史可法啊!如果说，当年左光斗为国家和民族发现并培育了一株栋梁之材的话，那么现在史可法为国家和民族终于将一匹害群之马驯训过来了。
这年十一月，清兵由山东南下占领宿迁，包围邳州，史可法派总兵刘肇基率领军队反击清军，收复宿迁。此时，江北局势十分危急，史可法以血书飞报朝廷请求援助。马士英反诬史可法，面对阁臣冷笑说：“史可法必是想到快年终了，将士须犒赏，军费须报销。此时报功，开口要钱，是兵立功未必可靠。”他漫不经心，拒不发放粮草，也不派兵援助。而各将也采取观望态度，没有进兵之意，并且屡次相互残杀。弘光元年正月，寒意袭击着整个江北，诸军已断荤绝饮。此时，意外的悲剧发生了：高杰进抵睢州后，被睢州明将许定国设计诱杀，然后渡河降清。噩耗传来，史可法伤心得泪流满面，连连顿足说：“中原完了!”
高杰出师未捷身先死;本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然而有人却别是一种肺肝。马士英想趁机以自己的党羽来控制高营，其它三镇想趁机并吞高营，扩大自己的人马和地盘。此时高营各部群龙无首，纷纷由前线南撤，他们既不买马士英党羽的帐，更对其它三镇的企图感到愤怒，成了一支谁也管束不了的乱军。这局面自然又要由史可法来收拾了。史可法东奔西走，安抚高杰军。
这时，西路清军已占领归德(今河南商丘)，继续南下，进逼长江;东路清军已从邳州、宿迁进逼淮南，形势十分危急。此间，弘光王朝内部又先后发生所谓“南渡三疑案”。这“三疑案”是：第一，“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潞王朱常涝佞佛，曾和他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拥立潞王，所以弘光对潞王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皇帝宝座。大悲来到南京后，弘光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到监狱，定成死罪。第二，“太子案”。有个自称是崇祯的太子朱慈娘的年轻人，从北方辗转来到南京。弘光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其为伪，投入狱中。第三，“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相结合。而今童氏千里寻夫来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拒不见面，将她投入狱中折磨至死。
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童妃案将弘光本人置于被怀疑的尴尬地位。人们疑心他是假的，怕童氏说出真相来，所以要杀人灭口。大悲案使阉党如获至宝，他们趁机将史可法等东林党人列为大悲的同党，想除之而后快。太子案的后果更其不可收拾，如果说腐败透顶的弘光小朝廷的复灭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三疑案，特别是太子案就是一副加速其灭亡进程的催化剂。
弘光元年三月，雄据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领大军浮江东下，声讨马士英、阮大铖。左良玉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动兵变呢?这还得从左良玉本人说起。左良玉早年受东林党人侯恂的提拔，由普通士兵晋升为将军，所以他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好，从而与阉党乃至弘光互相猜疑戒备。一些被马、阮之流迫害的东林党人，纷纷投到左良玉的保护伞下，从而更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马、阮不敢与左良玉公开翻脸，暗里却经常克扣左军粮饷军需，并筑板矶城暗防之。左良玉对此很是不满，遂萌生反叛之心。恰在这时，朝内又发生了伪太子案。于是左良玉假为兵端，起兵发难，矛头直指马、阮二人。
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的一支强大清军，在攻破潼关，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在这敌情万分严重之际，马士英竟操纵弘光，命令史可法尽撤江北明军来打左良玉。史可法急忙上疏恳切陈词，指出清军大举南下，关系国家存亡，江北之兵千万不可撤。他并且表示愿意亲赴左营，调停解决这场内部斗争。然而，马士英等对左良玉既畏且恨，他们公然无耻地宣称：“与其死于左，不如死于北”，“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按：左良玉)之刀。”露骨地表现了准备向清军屈膝投降的汉奸面目。他们已将黄得功部调来打左军，还要调二刘入卫，连史可法本人也迫于君命难违，不得不率军驰赴南京。本来十分脆弱的江北防线，就这样未经一战便稀里哗啦地散架了。
正巧此时，左良玉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继续向南京进兵，被黄得功部所击败。弘光帝又命史可法回守防地，不必入朝。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头，遥望钟山与南京城垣，心头百感交集，南向八拜，痛哭而返。
烽火扬州 百战孤城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乘南明弘光政权内乱渡过淮河，每日推进50里，情势紧迫。史可法驰归扬州，尚未吃饭，就听得城中一片乱乱哄哄，说是许定国要引清军来杀尽高杰旧部。十四日刚交五更，高营兵将便拥着高杰的妻儿斩关夺门而逃骡马船只抢劫一空。偌大一个扬州，顷刻之间成了不设防的城市。紧跟着，十五日清军前哨部队就到了扬州西北郊的斑竹园。史可法以“血书寸纸”驰报兵部请救，并急檄江北各处明军来援，但此时兵部尚书的要职已被阮大铖所窃取，他正想借刀杀人，除掉心头大患，又岂肯发兵!所以仅刘肇基等少数将领应命。
十八日清军渐集城郊，一面进行诱降，一面等待红衣大炮运到便行攻城。十九日，多铎派降清明将李遇春到城下说降，史可法令义子史德威痛斥其“负国背恩”，遇春无耻地挑拨说：“公忠义闻于华夏，而独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下令射死这个汉奸，吓得李遇春狼狈逃去。多铎又遣人持书招降，史可法说：“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命勇士追下城去，将来人扔进护城河中。多铎知道史可法深得人心，决心招降他，让他成为洪承畴第二，为清朝征服江南卖力。于是在二十日又五次遣人持书至，史可法一概不予拆封，当着来人的面投之火中。由于扬州已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包围，外援断绝，史可法知孤城早晚必将陷落，决心城亡与亡，以身殉国。十九日史可法在城楼上写了上奏朝廷的遗表;二十一日，再次作书与母亲、岳母、夫人诀别，这是史可法的绝笔了。
到了二十二日，多铎见招降不成，开始架炮轰城。密集的炮弹将城墙上的雉堞击毁了，史可法指挥军民随毁随修复;城墙被轰缺口了，立即用盛土的草袋填补起来。敌人的炮火吓坏了刚入援不久的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风两个软骨虫，他们竟想劫持史可法一道去投降，史可法正色斥责说：“这里就是我的死所，你们想图富贵，请自便。”这两个变节分子拥有四千余人，它几乎是一半的守城兵力，史可法当时既不可能用武力解决他们，又恐勉强留着发生内变，只得听之投敌。李、高率部投清后，守城的兵力更加单薄了。本来，多铎连日屯兵坚城之下，软硬两手都不得逞，又“野无所掠”，攻城决心曾有所动摇，恰好此时李、高率部来降，尽告以城中实况;许定国这个汉奸更是力言：“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于是，多铎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举攻下扬州。
四月二十五日，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一清早，清军便在多门红衣大炮的掩护下，用人海战术向扬州城发动狂涛般的猛攻。史可法一面令人持牌告谕市民：万一城破，敌人问抗拒不降之罪，有史可法一人当之，决不连累全城百姓;面祷告上苍，下令开炮狠狠还击。数百名清军在反击的炮弹下毙命了!多铎气得象头狂怒的野兽，他亲自督阵，用红衣大炮猛烈轰城，炮声隆隆如雷，硝烟遮天蔽日，城墙多处崩坍。而守城军民却前赴后继，屹立城头，寸步不退。清军架起登城器械攻城了，城上军民以飞蝗骤雨般的乱箭和擂石，将“蜂拥蚁聚”的敌人歼灭在城墙底下。清军死了一批又一批，城下的尸体越聚越高，以至最后清军竟靠踩着堆积的尸体，肉搏登城。
敌人潮水般的涌上城头了!起先，史可法曾与总兵庄子固约好：万一城破，就由庄子固将自己杀死，以免被俘。现在事到临头，庄子固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史可法迅速拔刀自刎，刀刃刚接触颈子，便被庄子固和参将许谨夺刀抱住，衣襟上已是颈血淋漓。史可法又叫义子史德威动刀，史德威也哭着不依。数十名将校幕僚拥着史可法向小东门突围，而东门已被攻破;又折走南门，此时后面追兵已至，许谨、庄子固等都中箭牺牲，义子史德威仍死命相随，而前面又来了一支清军，史可法见事已至此，乃奋然大呼：“我就是史督师，快引我见你们主帅!”
清兵将史可法绑于多铎面前，多铎敬重史可法，相待如宾，口中直呼先生：“现在先生已经尽了做臣子的忠心，不为叛国了。如果能为我收拾江南，定当不惜以重任相委。”史可法回答：“我身为朝廷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早从先帝于地下。”多铎仍不死心，又说：“君不见洪承畴的榜样么?”史可法以蔑视的口吻回答说：“承畴身受先帝厚恩，而不能死节，实属不忠之极，我怎能跟他学!”这时，杨遇蕃这个动摇分子也来给多铎帮腔了，他劝史可法暂且不死，以救百姓。史可法厉声怒斥这个胆小鬼，越说越动火。多铎见亲自诱降仍不成，恼羞成怒，马上露出了征服者的凶残嘴脸，他拔出佩刀便朝史可法砍来，史可法迎着刀锋，巍然挺立不动。多铎被这大无畏的气概镇住了，他倒退数步，连呼“好男子!”
多铎又想玩弄诱降把戏，而史可法态度愈益严厉。多铎绝望之余，狠狠地说：“你既要做忠臣，我就成全你的名节!”史可法坦然回答说：“我早就下定了城亡与亡的决心，你可以将我碎尸万段，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万不可杀戮。”说罢，他慨然就义于南城楼上，时年四十四岁。史可法与扬州全城军民的心连在一起，血流在一起，尸体也混在一起，至今扬州梅花岭下葬钓乃是他生前服用过的衣冠——这位民族英雄的“衣冠垛”。
史可法在怒斥多铎、壮烈殉国之时，全城军民正与敌人进行着浴血巷战。仅文武官员，壮烈牺牲的就达二百人以上，一时奋战而死的军民，多至无法统计。这是清军进攻南明以来所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它开了后来嘉定、江阴全城奋起抗清的先声。多铎将全部仇恨都倾泻到扬州百姓的身上，他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民之后，才行“封刀”。
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二十天，多铎进入南京，弘光逃走被俘，后与潞王朱常涝、所谓“北来太子”一道，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一场加速弘光小朝廷覆亡步伐的无聊官司，至此彻底了结。而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一个星期，李自成为英王阿济格所率清军击败，在通山九宫山区被地主武装杀害。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历史又将展开新的一页。史可法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的精神与宁死不屈的气节，鼓舞和感召着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嗣三吴兵起，咸日可法尚在，竞借其声相慰奋。”而农民军将领们则与继起的南明政权联合起来，在更为广阔的地域里，进行了一场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抗清斗争。
史可法的复书，受到清统治者的赞扬。清乾隆皇帝曾作御批：“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卒再一读，惜可法之孤忠，之叹福王之慧，有如此臣而不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并将史公与宋代的文天祥相提并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即史可法就义一百三十年，乾隆帝赐其谥“公正”，并派人为史可法建祀立碑，题像赋诗，赞辞颇佳。“节秉清刚，心存于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史可法，这位明朝的孤臣赤子，在朝时未得重用，死于清军之手，而死后却获得清朝皇帝的如此礼遇，可见其忠义之举感人之深。
史可法历经了神、光、熹、思及弘光五朝，以一介书生，受命于国家危难之秋。从政十七载，由推官逐步升为南京兵部尚书，直到南明首辅，官位至极，无不以其功德获得提升。他一生廉直恭毅、平易近人、克己奉公。在民族危亡之时，不避艰难，屡次上疏诤谏，与高弘图、姜曰广协心戮力，同辅弘光，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然弘光帝不思进取，昏庸至极，奸臣当道，灾歉频繁，民心已失，士气堕落，南明政权已是风中之烛，无御敌之力。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良力量单薄，孤掌难鸣，无法挽回亡国之势。史公最终以身殉国，真可谓“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其气浩然长存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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