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关公共服务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为什么在目前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会如此突出？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解决?
一、目前我国公共服务的现状
中国正处在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下，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增长快，变化大，诉求强烈，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的特殊阶段。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一个国家当处在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时候，政府对社会成员提供的社会保障发展是相对比较慢的；到了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后，这方面的投入才会大幅度增加。而我国２００５年人均ＧＤＰ是１７００美元，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呢？值得我们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大体有五个基本特点，第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育程度大大提高；第二，由过去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公众特别是没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群体生存的社会风险系数上升；第三，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迫切，内容发生重要变化；第四，公共需求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矛盾凸现；第五，政府目前正处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我把中国政府未来的转型概括为三个趋势：一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二是由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三是由主要靠手工作业的政府转向信息网络主导的信息化政府。
政府本身的转型，又遇到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上升多造成的差距，使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了。看到我们所处的阶段，是我们制定公共服务政策、选择制度安排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
二、制约中国公共服务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
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因素也许很多,当前最主要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公共服务的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共服务覆盖面太窄，成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弱势群体的成因，也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而我们的公共服务投入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这三项基本公共服务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已经建立的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在实施中被扭曲。比如义务教育演变成收费教育，医疗乱涨价、乱收费导致更多的人看不起病。
第三，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在公共服务的某些方面有失公平。
这三个问题集中体现为社会的公共需求强烈而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有限，两者之间的矛盾凸显。
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价值选择、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失当，是产生以上问题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制度安排明显地有失公平。这集中地体现在以国家固定投资为代表的公共设施的投入，多年来出现了“两多”“两少”的现象：即城市多，农村少；发达地区多，落后地区少。也就是说，我们在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投入方面，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明显处于弱势，这直接影响到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全国的实施，也有可能导致我们在政策制度方面出现结构性的风险。这是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方面有失公平的集中反映。
第二，公共服务提供的体制成本太高。这种体制成本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我们没有一个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架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架构整体上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和中央财政相对集中配套、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那些占财政转移支付比重很大的所谓专项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受到各种关系的影响较大，使其规范性大打折扣，这是这些年我国出现各种不正之风的重要源头之一。二是我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体系效率不高。在我国，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主要是事业单位，但事业单位结构不合理，布局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内部管理、服务效率低的问题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很多公共服务提供机构，有明显的营利化倾向，其行为与这类机构的组织属性发生严重的背离。
第三，政府缺乏严格的自我约束机制。政府花钱有没有硬的约束机制，能不能花得比较公平，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府整体上缺乏严格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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