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须知：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用2铅笔填涂准考证号。考生须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考试结束后，将试题本、答题卡一并交监考老师，严禁携带试题本、答题卡出考场。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一：
作为民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烟花爆竹一直与城市安全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起，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但没了鞭炮似乎也没了年味，鞭炮在民俗中的地位不是一个安全问题就可抵消的，禁而不止成为法律的尴尬。十多年过去，各地顺应鞭炮解禁呼声纷纷解禁。2005年末，北京改全面禁放为局部限放。从放改禁到禁改限，法律和民俗的博弈在12年间走了一个轮回，中间经历了漫长的争论与调整。
材料二：
北京市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刘耀威笑称自己是呼吁北京市解除燃放烟花爆竹禁令“第一人”。2004年起，他连续两年提交政协提案，坚持呼吁为烟花爆竹解禁。“我是一个老北京，从小在胡同里放着爆竹长大。”刘耀威说，每个民族都有超脱于物质之外的精神上的狂欢方式，对于汉民族来说，燃放烟花爆竹是硕果仅有的全民狂欢形式。
2003年，当选市政协委员的刘耀威开始调查市民对禁放的态度，“大多数是希望解禁的，其中三种人态度最坚决，一是老北京，一是文化工作者，还有就是海外华人。”2004年初，刘耀威向政协北京市十届二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对烟花爆竹禁放令“废止或作重大修订”。“当时还有几个委员也提交了类似提案，政协内部就有不同的声音，之后在和人大代表座谈讨论的时候又不断有人表示反对。”此后，作为政协呼吁解禁的代表人物，刘耀威几次被邀请参加市政府对禁放的讨论。“会议的主流还是强调禁放，但我说必须做调查，尊重民意。”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秘书长沈小红2004年提交的《关于用科学法制管理烟花爆竹的建议》被评选为当年优秀提案，里面提到的分区燃放和之后的“限放令”有不少相似之处。
对于“限放令”最终通过，沈小红觉得是对民意的尊重。让人意外的是，沈小红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烟花爆竹，甚至比较讨厌。“烟花爆竹的确很不安全，我很不喜欢别人乱扔乱放。可是春节的氛围淡化了，反而是圣诞节等一些洋节氛围越来越浓。”沈小红说。
材料三：
“禁”还是“限”?这似乎仍然是个问题。在已决定对烟花爆竹适度开放的北京，人们还在谨慎权衡，精神快乐与安全环保谁更重要，如何才能鱼与熊掌兼得。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2005年9月14日召开了燃放烟花爆竹立法听证会。虽然所安排的听证事项是《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中关于限放地点和时间两个具体问题，但是，来自编辑、律师、职员、学生等各行各业的16位陈述人所关注的范围却远远超越于此，旷日持久的“禁”与“限”之争再次激烈展开。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对立双方所关心的问题高度一致：解禁后的北京应如何保证安全与环保。
听证会上，虽然陈述人之间的观点交锋激烈，但是无论“主禁派”还是“主限派”，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变，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已不再仅仅是个人记忆中温馨美好的快乐之梦，而成为一个伴随着诸多现实困扰的公共问题。
首先，北京成为一个人口密集、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成为最无法忽视的问题。其次，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能量与日俱增的爆竹，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同时，北京实施“禁放”法规12年的执法窘境，以及外地解禁后发生的种种问题，使人们普遍质疑政府的管理能力。
此外，陈述人中，特别是那些主张应该坚持“禁放”的人们，往往对市民素质表示不满，对市民的自律能力表示悲观。
此次听证的具体事项包括以下两个内容：《草案》中关于“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五环路以外的地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草案》中关于“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六，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有趣的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平衡考虑，在政府趋向宽大的法规面前，七成以上的陈述人都提出：允许燃放的地区范围可以再小点，允许燃放的时间可以再短点。多位陈述人建议，应由政府出面，在节日期间组织专人统一进行燃放，减少个人的随意行为，以此减少安全隐患。
听证会前，北京市政府以及人大有关部门通过座谈会、民意调查、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民意，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充分报道。
由此，人们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那便是各种观点不再是截然对立的，更趋向交叉甚至融合。
听证会上，陈述人虽然所持观点各有不同，但很多人发表的意见都表示，大家在竭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反观他人的观点，并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尽量做到不同利益各方和睦相处。同时，更多的人不再局限于简单地宣泄情绪，而致力于提出更理性、更具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有陈述人提出，政府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对爆竹的规格、产品质量应进行明确限制；应加强对市民公德和社会责任心的教育等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北京市对于上述两个十分具体、且人们普遍关注的法律事项进行听证，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值得赞许的。他说，这可以使人们与即将出台的新法进行充分互动，听证既是听取民意的过程，也是民意消化和接受法律的过程。在进行公开、透明、广泛的意见征集后，政府降低了决策风险，百姓也提高了对新法的认识，有利于未来现实的执行。
材料四：
2006年春节，北京市民终于又可以“爆竹声中辞旧岁”了——这是12年来的第一次。2005年9月9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取消实行12年之久的禁放令，改全面禁放为局部限放。
无疑，“放炮年”的到来是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之举。即使是反对解禁者，也不得不承认“禁改限”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据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统计，86.3％的北京市民赞成放开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其中92．4％赞成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也表示，修订禁放规定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群众关于解禁的呼声越来越高，春节期间“顶风放炮”的现象逐渐增加。
但是，在为立法者尊重民意叫好的同时，有关人士提醒，不要忘记当年的“禁放令”在当时也是“顺应民心之举”。
2005年春节期间，仅北京就因燃放烟花爆竹551人受伤，发生火灾多起。来自国家环境检测部门的信息显示，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大气污染综合指数也多呈上升趋势，一些城市的大气质量连续数日为重度污染、中度污染。而环保专家分析，“罪魁祸首”便是大面积、集中地燃放烟花爆竹后生成的二氧化硫气体。
一位市民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上留言，希望政府认真考虑几个问题：解禁后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必然会增加；影响市区交通，增加交通管理、消防设施和人力等成本。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2005年春节，河南郑州先于北京解禁。结果，从农历腊月三十（2月8日）到2月15日，郑州急救中心每天接到140多起求助电话，其中燃放烟花鞭炮致伤占2％～3％，甚至有儿童被爆竹炸死。
“立法能够反映民意民情， 当然是好事。但是，良法必须落实到位， 必须有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一些市民担心，管理的不到位将会造成诸多问题。毕竟，烟花爆竹所带来的污染、火灾等现实威胁，不会因为“禁改限”而改变。
材料五：
在往年春节期间，尽管北京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但“顶风放炮”的现象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如此，因为政府对禁放执法投入成本过高，但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被大大削弱。所以，此次北京由禁改限，可以说是多方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
长期以来，由于监管措施、法律条文的缺失，烟花爆竹行业的安全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恶性安全事故屡有发生。据了解，烟花爆竹的生产、销售、贮存、运输都需要办理相应的许可证，但长期以来以县乡为主的许可证代理形式，形成了“厂易办，店好开”的状态，不少不具备生产条件的小作坊得以办厂经营。同时，这些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家庭式小作坊生产工艺、技术仍停留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的水平，从业人员素质低，对质量不重视，对生产标准不理解，普遍存在生产无工艺流程、技术无资料、生产无计划，有生产材料就干、有资金就开工的“三无二有”现象。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一些不合格的烟花爆竹产品流向市场，并最终给消费者带来伤害。
所以，尽管“禁改限”是一件好事，但要想让这样的好事真正成为好事，需要方方面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2006年北京的烟花爆竹市场施行专营政策，即只有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下属的北京市烟花鞭炮公司具有独家销售资格，也就是目前唯一的合法购销渠道。官方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伪劣烟花爆竹进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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