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覆盖,各行各业进入了产业化经营的时代。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报业等,都利用自己的阵地和资本优势抢占先机,练就得兵强马壮,“食有鱼,出有车”,从文化人队伍中摇身一变成了商海英雄,顿时鹤立鸡群。于是,“文化”变得尴尬起来 ——文化快餐化。伴随着现代传媒业的异军突起,传媒工业骤然繁荣,过去文化所具备的教育、审美、娱乐功能,到如今仅剩下娱乐、休闲功能。据调研,现在的大学生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读完《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很少有人在节假日去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瑞士是一个小国,只有4万平方公里和700多万人口,却拥有371座博物馆,每年参观博物馆的人数高达900万!瑞士人认为,看展览、逛博物馆、听音乐会、欣赏戏剧不仅是娱乐、学习,也是与朋友、家人聚会交流的机会。
3.2006年6月10日,中国将迎来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人们的视线也将再次聚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来。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突破30%;2005年,城市化水平已超过40%。照此趋势,预计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45%。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显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过程短、建设强度大,在一些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集中。一些地区或部门的决策者守法意识不强,一旦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利益构成冲突,往往考虑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致使历经千百年的珍贵文化遗产被破坏,独具特色的历史街区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坏就无法复原,因此,必须充分正视存在的问题。但是,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资本和动力,应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体现到城市规划的各层面,避免文化遗产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割裂,将保护融入城市规划设计之中。
4.文化的作用是由其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决定的。过去,我们比较注重文化的政治属性而忽视其经济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深化对文化经济属性的认识。一般来说,除了公益性文化,文化的生产和经营主要应以市场为主,在服务于人们精神需求的过程中体现经济效益,实现产品的价值补偿和资产增值。因此,文化产业应摆脱与市场割裂的状况,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效益评价等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
文化产业市场化不等于文化市场化。文化的内涵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有的方面可以也必须市场化,有的方面不应也不能市场化,有的方面则不能完全市场化。文化产业市场化则是另一个概念。有些文化能形成产业,有些则形不成产业。能够形成产业的文化才是文化产业,才谈得上文化产业市场化问题。
文化产业市场化,主要是从经营和运营方式来讲的,它要求文化产业进入市场领域,遵循市场规律。但文化的内容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文化内容,不能简单地交给市场来定夺。文化精神产品应是健康向上的,融知识性、娱乐性与思想性于一体。凡属颓废的、封建迷信的、反动没落的东西,就不能靠市场选择取舍,而应加以宏观调控。应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而不应把文化经营市场化与文化内容市场化混同起来。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5.需要转变观念,重新梳理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思路,更需要严格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目前,一批国有大型文化事业单位,如上海、辽宁、吉林、广东、重庆、云南等出版集团,四川、浙江、江苏等发行集团,上影、珠影、长影等电影集团,已经整体转制为企业;北京歌舞剧院、丽江民族歌舞团等直接转为股份制公司。各试点地区和试点单位,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积极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浙江等省提出“转出一批、改出一批、放出一批、扶出一批”的思路,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则提出“从上到下,企业到底”,全省112个市县书店全面改制,新上岗员工全部告别国有身份,领导干部一律取消行政级别。
体制机制的变革,激发了这些单位的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上影集团公司2004年底完成了整体转制,改革使其效益不断增长,利润由2003年的209万元跃升到2005年的8548万元。其所属的上海联合院线公司,2005年观众达到2028万人次,实现票房2.46亿元,在全国院线排名第一。北京市儿童艺术剧院转制后,在整合文化资源,在艺术生产策划、市场营销运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先后创排了《迷宫》、《Hi,可爱》和《魔山》等不同题材儿童剧,演一部火一部。改制当年,剧院共创收2163万元,其中营业收入1568万元,是改制前的18倍。2005年,他们又创下总收入5 000万元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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