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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司法考试案例分析：民事执行与刑事追赃实证辨析
【案情】
2004年，铁路法院依法接受指定，执行长安公司申请执行汤某、曹某及鸿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在向三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时发现，汤某、曹某均查无下落，其住所地南省北市公安机关为此出具了相关证明。3月4日铁路法院向汤某、曹某公告送达执行通知。3月5日，鸿达公司签收了执行通知及财产申报表。
根据长安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铁路法院于2004年3月3日裁定查封了预售登记在汤某、曹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两套房产，同时依法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送达了查封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3月9日，铁路法院向汤某、曹某公告送达查封裁定。同日，向管理该两套房产的物业公司送达了查封裁定。
经法院调查，该两套房产曾于1998年1月21日被南省检察院扣押，当时在该两套房产上加贴过封条。南省北市财政局国库券交易部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于1998年6月2日按照南省检察院指令，已将该两套房产及同位于北京市的另一套房产(共三套房产)的购房尾款合计642万元支付给鸿达公司。2001年10月31日，此三套房产已由南省北市检察院(系南省检察院的下级检察院)发还交易部，南省检察院并代交易部委托鸿达公司将涉案两套房产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现该两套房产已经出租，每月租金共计3450美元，鸿达公司按约定每季度将该笔租金在扣除管理费用后全部返还南省财政。
另查明，南省检察院对涉案两套房产的扣押，当时并未向北京市房产管理机关进行备案登记，亦未送达扣押决定和协助执行通知。
2004年3月11日，铁路法院接到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电话，称该局于2004年3月10日收到南省北市公安局扣押该两套房产的决定。
经查证，该两套房产于1996年6月13日即在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前身)办理了预售商品房抵押登记，抵押期限自1995年10月26日至2000年10月25日。抵押人系本案被执行人汤某、曹某，抵押权人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北京市某法院的已生效民事判决，1996年5月23日，由被执行人鸿达公司作担保人，被执行人汤某、曹某与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签订的两份《楼宇按揭贷款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申请执行人长安公司合法继受抵押权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的权利。
【分歧意见】
(一)检察机关的意见和理由
南省检察院认为，其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为追查刑事犯罪需要，代表国家依照我国刑事法律相关规定，扣押涉案犯罪嫌疑人汤某、曹某的违法所得财物，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其扣押该两套房产的时间远早于铁路法院的查封行为，其扣押时间为1998年1月21日，而铁路法院查封时间为2004年3月3日。
第三，检察机关扣押行为是基于刑事诉讼工作需要，而法院查封行为是基于民事案件执行工作需要，按照“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刑事扣押的效力高于民事查封的效力。
第四，铁路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明知该两套房产已被刑事扣押，而仍然予以查封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禁止重复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规定，因而是违法和无效的。
第五，铁路法院的违法查封行为，不仅干扰了检察机关刑事扣押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扰乱了检察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而且还会进一步直接导致刑事案件被害人——交易部的合法权益失去法律保障。
基于上述理由，铁路法院应当立即撤销违法查封行为，解除错误查封，以维护检察机关刑事扣押行为的法律严肃性，进而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交易部的合法权益不因国家公权力的违法干预而受到侵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二)法院的意见和理由
法院认为，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对该两套房产的查封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第三十四条“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第五十三条“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五条“已经设定抵押的财产被采取查封、扣押等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不影响抵押权的效力”的规定，抵押权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的优先受偿权应当受到依法保护。
第二，法律明确规定，对于房产的查封、扣押，应当到房产所在地的房产管理机关办理查封、扣押备案登记，但南省检察院当时却并未履行这一必要手续。因此，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先于检察机关到房产管理机关办理了必要的查封备案手续后对该两套房产的查封，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复查封。
第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未履行法定手续的查封、扣押不得对抗履行了法定手续的查封、扣押。故南省检察院对该两套房产的扣押不得对抗铁路法院对涉案房产实施的有效查封。
第四，检察机关已将涉案房产发还给了刑事案件被害人——交易部。在刑事案件尚未结案的情况下，对涉案财产进行实体处理，不仅办理了发还手续，并且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这种错误处理方式严重违背了刑事案件办理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属于违法办案。
第五，该两套房产合法设定抵押权是1996年，而南省检察院扣押时间是1998年，在明知房产已合法设定抵押权的情况下，仍继续办理房产发还刑事被害人手续，且将房产对外出租，租金返还南省财政，这直接导致抵押权人即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抵押权无法实现，其优先受偿权不能得到法律有效保护，违背有关抵押担保的法律规定。
第六，南省检察院指令交易部将涉案两套房产的购房尾款付给鸿达公司是错误的。该笔款项应当向抵押权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或长安公司支付。这样才能保护抵押权人合法的优先受偿权，也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其对涉案两套房产的查封合法有效，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依法对被查封的两套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变价，以拍卖所得款项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同时，注意保护该两套房产实际承租人的权利，允许其继续租用房产至合同期满，但租金应由法院管控。
【评析】
当前，因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与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进行追赃而产生的重复查封、扣押、冻结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由于这种司法冲突和矛盾尚无规范解决机制，造成人民法院在民事强制执行中根据调查或当事人举证，经审查认为属于被执行财产的，即采取查封、扣押或者冻结措施，进行强制变价或将财产给付申请执行人。但与此同时，公安或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认为同一财产非为被执行人所有而是属于刑事案件被害人财产，依法应当追缴，从而也实施了查封、扣押或者冻结措施进而追缴该财产退还给刑事案件被害人。这就引发了对同一项财产不同执法机关作出不同认定的问题，从而产生了民事强制执行与刑事诉讼追赃的司法冲突和矛盾。
刑事追赃是国家授权的特定机关在人民法院对行为人作出有罪判决后，依据生效判决中对罪犯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取财物的确认，运用国家强制力，采取强制手段，对涉案的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并依法处理的诉讼行为。其作用在于惩罚犯罪，并在最大程度上挽回因犯罪行为而给社会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三十八条规定，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司法解释明确了赃款赃物的执行权属于第一审人民法院。刑事追赃本质上是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行为，因而，刑事案件裁判中关于财产部分(包括财产刑和涉案财物)的执行事项理应由行使国家执行权的机构来负责执行，而当前国家执行机构归属于人民法院，因此，刑事追赃的执行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在案的房产属于依法不宜移送的实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涉案财物未随案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查封、扣押机关，并告知其在一个月内将执行回单送回。
据此，检察机关若为赃款赃物的查封、扣押机关，可以依据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处理其查封、扣押在案的财物。没有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直接处理其查封、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另外，在刑事裁判生效后，人民法院在执行依法不移送的被查封、扣押财物时，应当及时通知查封、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中法院对涉案的两套房产采取查封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法律手续完备。因此，应当依法对被查封的两套房产继续予以执行。
(作者单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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