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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隋唐部分导游词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立隋朝，隋代历两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它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300多年纷争割据的局面，为唐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代取消了自两汉以来形成的举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开始进行科举取士，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修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东都洛阳，保证京师长安的粮食供给，也使洛阳再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促进了洛阳的繁荣昌盛。东都洛阳城历时一年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相继以此为都，历时300余年。唐代的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当时洛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隋唐洛阳城内街道纵横，里坊井然，三市繁华，店铺鳞次栉比、商贾往来如织，万方来朝、辐辏洛阳，煌煌帝京，气象万千！
武周时期，东都洛阳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盛况。隋唐洛阳城由皇城、宫城、含嘉仓城、外郭城、曜仪城、圆璧城、东城以及上阳宫城等部分构成，自北向南，以龙光门、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天津桥、定鼎门大街及定鼎门，贯穿圆璧城、曜仪城、宫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轴线。外郭城西南有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晚年常居于此，武则天还政于中宗李显后也居住于此，并驾崩于上阳宫仙居殿，唐代大诗人王建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赞颂上阳宫：“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
可见上阳宫建筑之奇、景色之秀。皇城东北角，圆璧城、曜仪城东有含嘉仓城，从发掘情况来看，整个含嘉仓应分布着口径15米左右、深度10米左右的仓窖400余座，刻有年号的铭砖显示，含嘉仓主要囤积着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糙米、粟和小豆，由此可见，运河在漕运方面的突出作用。含嘉仓城规模之庞大，保存之完整，贮藏粮食之多，均为全国罕见。
宫城中核心区域是天堂和明堂，这两处建筑也代表着帝国的政治核心和当时先进的建造技术，宫城正门应天门北部的明堂依《周礼》而建，是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所在位置是隋代的乾阳殿，武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毁乾阳殿而建明堂，据史书记载，明堂高294尺，合今天80米，共有三层，上圆下方，下层四面墙壁上绘黑、白、红、青四色，代表一年四季，中层12面，象征一年12个月，上层有大圆盘，九龙簇拥，喻义九州，圆盘顶端设高一丈的涂金铁凤。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僧人薛怀义纵火烧天堂而殃及明堂，旦夕之间明堂和尚未完工的天堂都焚毁殆尽。
次年再度建起，形制照旧但规模略小。神功元年即公元697年，总耗铜量280吨的九州鼎被安放在明堂，由于神都洛阳处于豫州，故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其余各州高丈四。武则天曾命薛怀义督造夹苎干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体巨大，仅指头就可容十数人，明堂根本无法容纳，于是武则天决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层天堂用以供佛，据《资治通鉴》记载：“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堂在建到第三层时就可以俯视明堂，根据《朝野佥载》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因此，天堂的高度应在130米左右。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阳城的标志，也是帝国的象征，展现了古代工匠杰出的建造水平。
皇城正南门端门外铸有天枢，天枢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枢星，无论季节转换，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轮转，天枢星总会指向北极星，以此命名，喻义万邦辐辏、万国来朝。天枢于天册万岁元年即公元695年铸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为105尺高的八棱铁柱，由铁山擎托，环绕有蟠龙、麒麟、狮子。顶端设腾云承露盘，盘上有四龙托举一火珠。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铸成之后，由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洛阳博物馆正门东侧的观光塔便是依照天枢的外形而建。天枢南边的桥是天津桥，隋代为浮桥，唐代改砌为石桥，“洛阳八景”中的“天津晓月”指的就是此处。当时洛阳城的正南门是定鼎门，贯通定鼎门与天津桥的是定鼎门大街，这条大街是当时的主干道，也是城市中轴线的一部分，长3公里，宽90-120米。隋唐洛阳城因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成立了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将被复原展示，让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领略大唐帝国的奢华与壮美。
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运输组织方面，唐、宋都专设有转运使和发运使，统管全国运河和漕运。随着运河通航条件的改善和运输管理的加强，运河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淅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 11.62亿公斤），使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成为京师长安重要的粮食保障地。
唐代实行两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洛阳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与武后的儿子，显庆元年即公元656年，李弘被册立为太子，据史料记载，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温良谦恭，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时年只有24岁，高宗极为哀伤，于是下令以天子之礼葬李弘于偃师缑氏，按照《新唐书》记载：“营陵功费钜亿”，可见陵墓等级之高。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后陪葬恭陵，称为哀皇后陵，这组器物便出土于哀皇后陵之中。
上世纪末，一伙不法分子潜入恭陵哀皇后陵中，大肆盗掘陪葬文物，警方侦破案件后追回被盗文物，经鉴定国家一级文物有24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蓝釉瓶、蓝釉灯、酱釉三足盖罐、酱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们器形规整、做工精湛、釉色亮丽，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风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难得的精品。
唐代釉陶器造型生动、釉色光鲜，其中的代表就是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流行于两京地区，主要用于随葬，三彩的种类多种多样，这组展柜中展示的三彩骆驼和牵驼俑，也是对唐代的丝绸之路空前繁盛的再现。
隋唐时期，不仅有商人往来于两京至西亚、欧洲，也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中原。正如这组展品所展示的，牵驼俑的相貌、装束各不相同，证明他们来自于西亚或者欧洲。骆驼是西域的产物，原本不该出现在中原地区，但洛阳和西安都发掘出土了大量三彩骆驼，说明骆驼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最好的见证，也证明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玻璃瓶，唐代盛香料的器皿。1971年洛阳市关林18号唐墓出土。玻璃表面有一层银白色锈蚀薄膜，呈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此种形制的玻璃瓶，我国罕见，当从外国传来，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波斯银币说明：1955年洛阳老城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正面为脸向左的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有一祭台，两侧有祭祀两个，左侧有五角星，右侧有弯曲的明月。两面都有波斯文字。为波斯萨珊王朝俾路斯时期（公元459-484年）的铸币。
东罗马金币： 1981年龙门安菩墓出土。圆形，正面为一王者形象，左边缘有铭文“FOCAS”，背面是胜利女神像，左边缘有铭文“CTQPIA”，为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这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于1992年在洛阳南郊龙门镇花园村南被发现。当时墓地面残存封土高6.5米，南北长22.3米，东西宽约22米。墓葬由墓道、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甬道和墓室用小砖砌筑而成，全长36.2米。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唐睿宗的贵妃豆卢氏，墓葬建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豆卢氏曾经抚养过年幼的李隆基，因此为其修建了一座奢华的墓葬。
豆卢氏，在北朝和隋唐时期皆为望族，慕容氏后裔，其家族历代多与皇室通婚。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强盛，各种手工业不断发展，瓷器烧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这种格局影响到后世中国瓷器烧造的基本风貌。唐代的瓷窑遍布全国，著名的有北方的邢窑、定窑，南方的越窑、铜官窑等等，这些窑口不断发展、融合、创新，为宋代制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以前，瓷器的烧造多数以单一釉色为主，而绞胎瓷和长沙窑的出现则打破了唐代以来单色青瓷独步天下的局面，因此，长沙窑和绞胎瓷器是我国釉下彩绘瓷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铜官窑位于长沙，是南方最大的青瓷窑口之一，《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土性宜陶”，洛阳博物馆所藏的长沙窑执壶，通体施青釉，执壶的腹部彩绘一只奔跑跳跃的小鹿，笔法细腻娴熟、造型精巧灵动，动感十足，是难得的长沙窑精品之作。
绞胎瓷又被称为“搅泥”或“透花瓷”，它是唐代制瓷艺术的新工艺。所谓绞胎，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揉和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制作成形，浇一层透明釉，烧制而成。由于泥坯绞揉方式不同，纹理变化亦无穷。这件绞胎瓷器，虽然体型小，但做工极为精巧，黑、黄两色充分交融、交相辉映，代表了唐代高水准的制瓷工艺。绞胎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瓷工艺的革新，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青睐。
唐太宗与魏徵关于镜鉴的故事脍炙人口，根据《旧唐书 魏征传》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进谏的魏征去世，唐太宗难过地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鉴矣！”这里的“鉴”，指的就是镜子，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有四千多年，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以齐家文化、商周铜镜为代表，流行期以春秋战国铜镜为代表，鼎盛期以汉代铜镜为代表，繁荣期以隋唐铜镜为代表，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最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它摆脱了汉镜的拘谨板滞，侧重于自由写实，其图纹从汉代铜镜的繁杂、拘谨、呆板，变得简练、流畅和清新，制作工艺也极为精细。既有艺术的魅力，又有与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
飞禽走兽、植物花卉纹饰是这个时期铜镜装饰的主要题材。这一组展柜中所展示的铜镜，充分显示了唐代铜镜多样化的造型和装饰手法，其中，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最引人注目的门类。根据史料记载情况可以判断，海兽葡萄镜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时期较为流行，形制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使用范围主要在唐代的关内道、河南道、淮南道等地。这种铜镜在洛阳地区也有大量发现，镜背主要装饰海兽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实。
海兽是古人以狮子为蓝本创造的神兽，而狮子和葡萄都原产自西域，在流行于内地的铜镜上装饰西域的物种，由此可见唐代与西域乃至欧洲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十分密切，许多物种和工艺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传到洛阳，因此，洛阳自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之一。
在铜镜的式样上，突破一直以来的圆镜和方镜的局限，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和带手柄的铜镜，在尺寸方面也出现了直径超过30公分的大镜。铜镜的使用方式也开始多样，不再单一被用作日常使用，也兼具装饰、占卜、馈赠等多种用途。
唐代洛阳的繁荣，不仅表现在造型艺术和手工业制作方面，也表现在金融、经济和税收方面，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元宝”，意思是指元代的宝货，元代才开始出现，而元代以前的贵金属货币多数是像这样的银饼或银锭。
这件文物是杨国忠银饼，因为背面刻有唐代权臣杨国忠的名字而得名。银饼背面的刻款让我们了解到它来自四川达州，主管税收的官员名叫朱义，而作为主管全国税收和经济工作的权臣杨国忠也自然要在银饼上留名。
唐代所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男丁每年需要向朝廷缴纳一定量的粮食和布匹，还要服徭役20天，到唐代晚期租庸调制接近崩溃，赋税和徭役都可以折算成银两直接缴纳，朝廷和官员便借机搜刮民脂、卖官鬻爵。这件银饼可以让我们了解唐代的赋税政策，也见证了洛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都会的地位。
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可谓几经波折，曾有过武周时期的繁荣与鼎盛，也有过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但佛教的许多宗派都形成、发展和壮大于唐代，如法相宗、法华宗、华严宗等。
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在唐代高僧慧能和神会的努力下传承有序并发扬光大，唐中宗嗣圣元年即公元684年，神会和尚生于湖北襄阳，拜在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后来被尊奉为“南宗七祖”，驻锡于洛阳菏泽寺，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在荆州开元寺坐化，永泰元年也就是765年在洛阳龙门宝应寺龙岗建身塔，整理发掘神会和尚身塔时，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这组展柜中的铜净瓶和黑釉陶钵便出自于神会和尚墓，这件黑釉陶钵体型较大，保存完整，釉色深沉凝重。这些文物体现了神会和尚涅槃后人们对他的追思，其墓葬对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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