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江西南昌豫章书院由于非法拘禁学生小罗(化名)，已被当地警方立案侦查。下面留学群来说说某女生高考后被送入豫章书院的那段经历。
高三毕业的那年夏天，当电话里的女声冷冰冰地报出我的高考成绩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了整整24小时。我的分数和作为目标的深圳大学相距甚远，甚至都没有过江西省二本线。
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我决定复读一年，重整再战，这一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为我报好了南昌本地的一所民办专科学校，校方在收到学费后很快回复说，暑假结束后就可以去参加军训。
我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确切说，是我和母亲在吵，直到父亲进门后，我郑重地向他表达了想要复读的心愿，然后得到了他的回复——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没有妥协。
那段时间外婆来我家住，父母顾忌到外婆在，不好再打我，但每天跟我念叨着专科学校的事。我没有再理他们，把自己锁在房间，独自默默温习着以前的功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三十天。
有天，外婆出去买东西，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做习题。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到父母站在外面，身后还跟着三个穿警服的男人。
“你好，我是青山湖公安局的，”领头的男人自我介绍说，“现在有一起高空抛物砸伤人事件，需要你和你父母配合调查。”
我望向父母，他们冲我点了点头。那个男人穿着带编号的警队制服，看起来不像是骗子。我和他们来到楼下，坐进一辆黑色的别克车里。
在车上，不知道迷迷糊糊睡了多久，身边人将我摇醒。下车后，望着眼前的仿古建筑和几个穿民国服装的人，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这是哪儿，我爸妈呢?”我隐约觉得情况不太对。这时，身旁的两个人迅速抓住我的手臂，另一个人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挣扎中，我的指甲还划破了他的胳膊。
“老实点!”他喊道，这时，旁边又冲过来几个男人，一番撕扯后将我抬到二楼黑森森的房间，扔到了地上。
我在石砖上大口喘气，刚才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后来才知道是个学生)朝我的腹部连续打了几拳，现在我的胃抽筋似地疼痛，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要散架了。几个妇女走了过来，搜去了我身上大部分的衣物和鞋子，最后拿走了我的眼镜。
几天后，我才慢慢了解到，这里是一家叫做“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的特训机构，也是父母给我安排的新归宿。他们希望我能通过半年的“矫正治疗”，恢复成他们想看到的样子，包括在休学一年后重新回到那所专科院校读书。
二
我是家里第二个女孩，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了，把我寄养在了位于郊区的外婆家。
外婆文化程度不高，对我很好，印象里我口袋里的零用钱总比同龄小朋友多，而且还会唱很多好听的童谣，讲一些稀奇古怪的鬼故事。我并没有像很多留守儿童那样没事就打听父母的情况，因为我极少见到他们，在我脑海里，他们只是一个模糊存在的影子。
直到我六岁那年，父母才将我接回南昌的家里。我难过地大哭了一场，惹得大人们都笑了起来，父亲觉得尴尬，于是更加用力地拽住我，把我塞进回去的汽车。
家里的生活不如想象中美好，父亲本科毕业，脾气十分暴躁。他小时候，有一次吃饭时顶撞了长辈，被爷爷吊在树上，用赶羊的鞭子狠狠抽打。这种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对我的教育方式，一旦我在生活中稍有违背他意志的举动，就会遭到他的斥骂和责打。母亲没什么主见，往往随声附和，使我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
以往挨打的时候，我总会告诉自己，我还小，等长大就好了。然而，即便我已经成年，依旧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
关押我的房间光线很暗，只有一扇排气窗的缝隙能透进一丝微弱的光，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两侧的墙壁因潮湿生满了霉斑，靠墙的地板上放着一条没有被套的旧军被，地上有时会看到蚂蚁和蟑螂，这条被子只能半铺半盖。另一侧放着一个用来方便的桶，此外一无所有。
每天，会有人通过条杠状的活板门送进来一点儿吃的，菜和饭都拌在一个铁碗里，能认出的只有辣椒。刚进去的时候，我把饭都吃了，结果腹泻了整整一天，后来我每次只敢吃一点，不敢多吃。
被关押的最后几天里，我强迫自己和送饭的学生说话，和偶尔来探视的教官说话，甚至对着墙壁自说自话——这会让我暂时抛弃逃跑和寻死的念头。
网络图 | 蓝色门里即是学生们口中的“小黑屋”
在看守我的教官确认我“情绪稳定”的时候，我已经在“烦闷室”被关了七天。解除监禁的那天，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院子里，觉得双腿轻飘飘的，白色的阳光耀得刺眼，视线一片模糊。
三
接受完一周的封闭式“森田治疗”后，我和其他新生分别被编入修身初中班、心理教育班和大专预科班这三类班级，我进入的是大专班，里面几乎全是和我一样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
书院里有名目繁多的规定，例如每天只允许喝一次水，不能随意上厕所，见到人必须鞠躬微笑，被子要叠出棱角且不允许有褶皱。铁架床、水泥地和螺丝插座上不能有一点儿灰尘，学生干部和教官会用手和纸巾实地检测，如果不想挨打，就得用牙刷和脸盆一遍遍地刷洗。此外，刷牙洗脸、背诵古文、站坐姿势、队列练习等，均有固定的代表监督。
每晚七点半后，学校会进行“考德”。考德会上，代表们将当天表现不好的学生名单交给校长，名单上的学生将面临被打戒尺的惩罚。根据规定，每个代表都必须记名单，这使得体罚成了每个人必须习惯的家常便饭。
最寻常的惩罚工具是半米长的铁尺子，惩罚的数目为五的倍数，躲闪与叫唤都会被加罚，但如果不哭的话，同样会被视作“不知羞耻”，从而令处罚加重。在教官和老师眼里，肉体的惩罚是可以净化灵魂的。
刚来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挨戒尺，被打后，手会肿起很久，第二天写字的时候经常疼得握不住笔。这种情况一直到我当上礼仪代表才有所改善。
来校的前三个月，基本以体能训练为主，文化课只占极少时间。初来乍到，我成了教官和老师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很快领教到教官们的惩罚手段。
那是我第一天去体训，规定的是在三百米的操场跑一圈，必须在教官数到十的时候跑完，跑不完就要做十个俯卧撑，然后重新去跑。
快要跑完一圈的时候，我眼前阵阵发黑，双腿已经不听使唤。
“怎么跑这么慢!”一个姓彭的教官怒吼道，紧接着，他宣布，由于某些同学的牵连，所有人必须站成一排，直视太阳。
我坚持了将近十秒，略微闭了下眼，被他冷不丁一脚踹在了腿弯处。我没提防，重重地摔了一跤，衣服上沾满灰土，手也被蹭破了皮，晚上挨打的时候，疼的差点跳起来。
同学们也给予了我应有的“照顾”。刚来的时候，我买了一瓶沐浴露，第二次打开时发现已经被人换成了一瓶凉水。那天，我还收到了一张处罚通知单，上面写的处罚原因是被子叠放不整齐。我回到寝室才知道，原先叠好的被子已经被掉包了。
事后，我想到《白夜行》里的句子，世界上最不能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四
食堂每天供应三顿饭，早餐是隔夜的剩饭煮的粥、发霉的馒头。中午和晚上吃猪油炒的青椒、冬瓜、南瓜等，但从菜的成色来看并不新鲜。外地同学最难接受的是江西菜的油腻和辛辣，而作为本地土著的我，也很难接受将七分熟的南瓜带皮吃下去。
有次我和几个同学被锁在二楼帮厨，教官们在一楼开会，离开饭时间尚早，我的胃通过痉挛的疼痛传递饥饿的信号，我用手扶住桌子，勉强让自己忘掉晕眩的感觉。
饭熟了，同学们纷纷涌进厨房，我落在后面，注意到桌子上摆着几块泛黄的豆腐，是没切开的那种，七零八落地散放在塑料袋里。我不暇思索，抓起一块塞进嘴里，来不及咀嚼就用力吞下去。那一刻，我忘了自己是个女孩子，也没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和教官声嘶力竭的吼声。
那天下午，被抓住的人统统被罚跪在孔子像前曝晒，晚上又统统被打戒尺。我是初犯，被记了二十下。晚上的考德会结束后，我站到教官面前，众目睽睽下九十度鞠躬，伸出手摊平手掌，看着那把打弯了的铁尺高高挥起，挟着风一下一下落在手心。可能是内心的麻木使然，我感受不到痛，但仍然努力让自己掉下眼泪，以示忏悔。
在说“感恩老师教诲”的时候，我苦笑了一下，因为确实不明白需要感恩什么，老师又通过体罚教会了我什么。
“龙鞭”是一根一米左右的细长金属，表面没有纹路，非常光滑，闪现着一层玻璃钢特有的枪色光泽，提起来沉甸甸地压手。在豫章，如果犯了打架、男女交往过密或顶撞师长这样的“严重错误”，就很有可能尝到龙鞭的厉害。有时候，教官甚至会在深夜紧急集合，以便于让我们围观执行龙鞭的场景。
第一次目睹龙鞭的威力是在入校十多天的时候，挨打的是一个温州的十岁男孩，他受罚的原因是私自拿了父母捎带给自己的零食，却没有经过教官的同意。
男生挨龙鞭的时候，女生是要背过身去的。所以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只瞥见几个教官扑上去，把小男孩按倒在水泥地上，随后扒下他的裤子，紧接着龙鞭猛然抽了下去，带着“咻咻”的尖利风声，小男孩开始还极力忍耐着，七八鞭下去，开始大声哭叫求饶。几个女同学被吓哭了，我的心也随着他惨绝的哀嚎声一抖一抖，难以平复。
我在文化课上认识了阿华，那时候他成绩好，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我时常写一张求救的纸条，趁大家昏昏欲睡的时候塞给阿华，他会帮我把纸条从窗子里丢出去，如果遇到检查，他就压在舌头下面。后来，我传给他的纸条逐渐增多，会问问他的事情。每当他递一张字条给我的时候，看起来总是很拘谨。
阿华读高二的时候交了个女朋友，但做生意的父亲很不喜欢她，强制两人分手。父子俩为此争执了很久，最后阿华拒绝离开那个女孩，父亲一怒之下以早恋为名将他送进了豫章书院。
阿华是在我们认识两个月后发生改变的。那天他表情阴郁，一直伏在桌子上，晚上的时候，教官宣布对他执行龙鞭，因为他私自打开了学校的电脑，并登陆qq与外界联络。
挨打时，他一声不响，还被多罚了几下。这件事后，他开始频繁违反校规，有时候甚至会抬起头，冷冷地盯着老师。这令他成为同学里挨龙鞭次数最多的人。
“你到底怎么啦?”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一再追问他。他终于告诉我，那天冒着风险潜入教官的房间，是想联系自己的女朋友，可联系上后，女友对阿华提了分手，因为她已经有新男友了。
阿华说，当时他坐在电脑前彻底懵了，直到教官们撞开门冲进去将他逮住。在此之前，他一直想早点从书院毕业后和女友团聚，这件事后，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了。
五
小梅在寝室里人缘最好，是这里的老生，二进宫，和教官与老师都混得很熟。根据山长的特殊指示，她父亲因为第一次对她“改造失败”大发雷霆，甚至提出了退款的要求，小梅不得当选议员之类的学生干部，必须和我们一样接受相同的矫正教育。
第一次绑到这里来时，小梅还在睡梦里，当时，她重重踢了为首的学长一脚，据说那人当场就弯下了腰，好久没能站起来。而第二次，她淡定了许多，踩着高跟鞋直接走进了小黑屋。可在回寝室那天，她和几个认识的女孩子相拥，哭成一团。
在豫章，举报他人是可以减免处罚的。当时各地区的同学大都抱团住在一起，所以相互举报也是常事。有一天，几个教官忽然闯进我们寝室，领头的捏着一截烧完的香烟。“这是谁抽的?”他环视着我们每个人。见没人应声，他随即宣布，将我们统统带到操场上，进行体能训练，直到有人承认为止。
我们知道是被人诬陷，但也确实没法证实自己没抽烟。做了几百个蛙跳后，大家全都累瘫在地上。
教官轻蔑地俯视着我们，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小梅忽然缓缓举起了手，“我承认，烟是我抽的，”她淡淡地说。“她们都没参与这件事。”
那天小梅被打了二十鞭，我一下一下数着，不敢看她的表情。她的手指紧紧地抠着地面，指节捏的发青。
打完后，我们把虚脱的小梅扶到一旁的石阶上，她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浑身上下不住发抖，前额的头发被泪水打湿，有几绺斜斜地贴在脸颊上。我们简单帮她整理了下衣衫，教官又在大声呼喝起来，因为包庇犯错同学，我们全寝室的人都要加训一小时。做蛙跳时，我悄悄瞥了小梅几眼，她始终一动未动地匍匐在石头上，像一具僵伏的尸体。
“总要有人站出来承认的，否则教官不会放过我们，拖延下去只会导致所有人都挨打，”小梅在事后故作轻松地说，“他们忙着动手，没来得及仔细搜查，连我垫在身上的几层毛巾都没发现。”
她笑得很得意，但其实伤得很严重，腰以下的皮肤大面积地肿了起来，一条条鞭痕纵横交错，泛着秋葡萄那样黑紫的颜色，淤血处形成凝固的硬块，看上去触目惊心。
我想起上回家人来访时，带来了一瓶活血化瘀的红花膏，于是去翻自己的包，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红花膏不知是被教官还是学长拿去了，只留给我一些不允许穿的衣服，以及一本父亲特地叮嘱带来的临摹字帖，上面印着《礼记》里的章句。
我忽然哭了出来，眼泪沾湿了手里的书本。
六
四个月后，在外婆和舅舅等人的帮助下，我以请假的理由，终于获得了从豫章书院“保释”的权利。捏着用五百元换来的请假条(豫章书院规定，学员请假需交500元保证金)，我泣不成声。外婆心疼地看着我说，曼曼你瘦了。我哭着对她说，姥姥，我想回家。
我没有遵循承诺去上那个专科学校，父母也没有联系我。在豫章书院忍受四个月的折磨后，我们已经两不相欠了，所以连表面的关系也无需维持。但我时常害怕他们再送我去那里，已经不相信身边的任何人了。
我频繁地失眠、焦躁，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很多时候，在迷迷糊糊中睡着，又很快从噩梦中惊醒，后来不得不用被子蒙住头。当门外有风吹草动，我还是会下意识地坐起来，摸向枕头下藏着的水果刀。有时，我会觉得，自己仿佛中了宇智波鼬的月读幻术，精神世界里长达一年的折磨，在现实世界只过了一秒。
在外婆的鼓励下，我很快在火锅店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只有在高强度的环境里，我才能暂时忘却曾经的痛苦。
一年后，我听说小梅和阿华也相继出去了，小梅很快嫁人了，而阿华被父亲送去当兵。我给他发过信息，但很少收到回复。他的qq始终没更新过，保留着刚入豫章书院时发的动态：“你说对了，好男人就是一个骗子，因为男人永远都是打掉牙咽下去，再回头对着你傻笑说一点都不疼。”
我的学业和快乐终结于高考完的那个夏天，而阿华的记忆则停留在了2013年。(应口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信息已做模糊处理)
前豫章书院学生小罗展示了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分局12月7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上面显示“经查，我局认为构成立案条件，现决定对你非法拘禁一案立案侦查。”在一份控告材料中，小罗称自己在2013年9月3日被家人送到了豫章书院。刚进学校大门，校长吴军豹就安排学校教官及管理人员将小罗关押进小黑屋，二十四小时不准出门，小便都要尿在小黑屋里。
根据知乎用户“温柔”今日发布的文章，11月8日，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向公安机关递交了控告书。付建律师认为，豫章书院不具有办学资质，关小黑屋、殴打等行为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虐待被监护人三项罪名。现在，付建律师正在为其他十多名豫章书院的学生准备材料，计划在元旦前后向公安机关递交控告材料。
口述：程曼，原豫章书院学生
采写整理：孙崇岳，现为大学生
编辑 | 王大鹏、赵枢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