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言官是做什么的?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三年(1380)，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设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从而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赅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总之，言官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科举渐成定式，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根据任期届满进行考核叫“考满”，分三年一考(初考)，六年一考(再考)，九年一考(通考)，同时还有六年一次的“考察”，称为“京察”，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伸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言官尽职尽责，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能够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比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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