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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成最害怕被落在后头，为此，他可以“24小时不睡觉”，手机里的提醒事项超过了70条，就连手表都要比实际拨快10分钟。
他早就习惯了一直往前冲。20多年来，他骑着自行车冲出村庄，又坐着大巴冲出县城。在北大做保安的时候，他冲过成人高考的关卡，考上北大法律系(专科)，那一次，他又跑在了后来500多名考学深造的北大保安前头，被称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
如今，41岁的他是老家山西省长治市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正在领着813名师生冲出被大山围抱的世界，像当年的自己一样。
“你们要比别人早半小时起床，晚半小时睡觉。”坐在沙发上的他身体前倾，对面是5个十几岁的学生。“必须比别人多付出，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相比20多年前，他看起来变化并不明显，肤色偏深，挺拔瘦长，头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梳着。
在北大时，他白天是学生，晚上做保安，用比别人多一倍的速度在两个世界来回切换。如今，在很多人眼里，这位校长是个“疯子”，他一周有三四天都住在学校，曾经在2015年一边招生，一边培训老师、翻修学校，在3个月内跑完了办学校的所有手续，第一年就招到了200多名学生。
22年前刚在北大当上保安时，他身穿深绿色的制服，扎着黑色的武装带，戴着大盖帽和一副白手套，身姿笔挺地站在砖红色的院墙外。套着T恤衫的学生，裹着中山装的教授，西装革履的各国政要交错着从他身旁走过。那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巅峰，“觉得他们都不如我，还要受我管制。”
但很快，沮丧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交谈时因为着急，声音高了一些，他曾经被人提醒：“中国人都喜欢唱升调，你要学会唱降调。”还有人直接喊他“农村娃”“土老帽”。一次几个外国人想进北大，他不会英语，只能靠手势比划，把他们拦在了西门外，那些人给他的最后一个手势，是齐刷刷朝下的大拇指。
这些时刻交叠在一起，变成了触发他参加成人高考的开关。“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下次再碰上老外，一定要用英语对话。”张俊成说。第二天，他就请假去对面的早市买了两本初中用的英语教材。
当时100分的试卷，他只能得7分。北大英语培训班一学期的学费是3600元，他每月才挣214元。英语系的曹燕教授有次听见他在读单词，还以为他学的是德语。
过了几天，他被曹老师叫到了办公室。一眼就看见桌上摆着两张听课证，一张白色，一张绿色。分别是托福强化班和成人高考培训班。“没事，你免费听吧。看你挺上进的，阿姨想帮帮你。”
他当时就站在桌边哭了起来。
他请班上的老师翻译出100句常用的“岗上英语”，背得滚瓜烂熟。从一开始与人对话连蒙带猜，到后来在报道中他被形容“英语说得比普通话还溜”。
只不过，他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班上有许多同学都是高中毕业，“底子好”，而他只有初中文凭，高考成绩只比录取分数线高了两分。上课时他从来不穿保安服，到了晚上值班前，才匆匆跑回西门换上，“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保安”。
在当时，保安队里从没有人报名参加高考。他们知道北大每栋楼的具体位置，甚至每个房间的门牌号，却似乎只能是这个学校的“外人”。有次一个班上的同学路过西门，认出张俊成的时候一脸惊讶，“你们保安也学习?”他涨红了脸，“是个人就要学习”。
为了不被落下，他只能跟队长申请晚上站岗，白天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帮队友值一会儿班。会议室没人的时候，他就在里边学习，从规定的1小时拖到2小时。他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只有3个小时，被窝里还经常闪着手电筒的光。很多时候，他连吃饭都顾不上，不到半年时间体重下降了15斤。
如今面对一些“问题学生”，他会单独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把自己的故事说给这些孩子听，“难道你以后想被人看不起吗?”学校创办不到两年，他单独谈话的学生已经超过百人。
尽管如此，很多学生依然会在课上望着窗外发呆，在考试中交白卷。现在的他们，还“想不到那么远”。
张俊成又急又恼。职校里的很多学生来自农村，通常也跟他一样，黑黑瘦瘦的。“这些孩子最缺乏的就是人生规划和视野。”张俊成说，“如果当时有人指导一下，或许就不会像我一样走这么多弯路。”
跟眼前这些学生一样大时，他并不知道“学习到底有什么用”，更不理解那些初中毕业还要继续读书的人，觉得那是给家里增加负担。地里的玉米、谷子、小麦都需要人手，对当时的自己和家庭来说，那才是更紧要的事情。在当上保安之前，他以为北大就是“北大荒”。每次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总在心里嘀咕：“那比我们家还穷哩，还用考?”
家里7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学历超过初中的。小时候，家里人要去大队公社劳动，没空看管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把两根红腰带接成一条长绳，一头拴在他的腰间，另一头拴在一个沉甸甸的枕头上。曾经他能接触到的世界，只是那两根红腰带长度范围内的区域。
黑白电视机屏幕里的高楼大厦、镇上同学家里的蛋糕，以及三哥从长治带回的喇叭裤和花衬衣，是那个时候张俊成对于外界为数不多的认知。电视里经常出现威风凛凛的“老板”，身后永远跟着几个“小弟”。他曾经无比向往成为这类“能管人的人”。
然而现实是，除了干农活，他还要在铁矿上打工，挖一吨铁矿石能挣二三十块钱。在用雷管炸开的黑漆漆的洞里，干电石燃烧的灯发出难闻的气味。他的衣服上还打着硬邦邦的补丁。
拥有一件新衣服和不再受苦受累，几乎是他最初离开家乡的全部理由。
后来，没人能想到，当年的“红腰带”能一路延长到北京。
有好几次，他都以为自己已经冲在了最前面。甚至在背上母亲用编织袋做成的背包、走出村庄的那一刻，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
这些“成功”的天花板不断被现实打破，他一次次意识到，自己面前永远有一堵更高的墙，墙外是更大的世界。
在长治一家汽车配件厂当临时工的时候，他是厂里最卖力的，当时只有一个去北京当保安的名额，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保安培训基地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到北大保安队的一班，三个月后，就当上了班长。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买的新衣服，那是一件花了8块钱在地摊上买的白衬衣。对于每月工资几十块钱的他来说，这是最昂贵的东西，只有最重要、最干净的场合才会穿，洗衣粉都比别的衣服多用一点。
他穿着这件白衬衣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又穿着它走进了考上北大后的第一次课堂。但是在那里，即使穿着那件最宝贝的白衬衣，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
“有时候除了努力，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最近一次全校讲话中，他对着几百名师生说。台下的学生们齐刷刷地仰着脸。他们穿着军绿色的制服和迷彩服，像极了张俊成当年的保安制服。看着他们，张俊成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这个“报告厅”其实就是学校的食堂，玻璃窗框上的绿色油漆已经剥落，舞台的前端坑洼不平。而坐在这里的一些学生家里，写“福”字只用得起白纸，墙面跟地面都是灰黄的。学校贫困生的比例为10%，每到过年过节，张俊成总会组织老师为他们送去米、面和油。
“这些东西也许就能让他们过好一个春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过春节，庆祝的方式就是喝到一碗肉汤。
现在，他要带着800多名学生活出更好的人生。从北大毕业回乡时，他带回了整整3麻袋的书，每到一处职业学校工作，就会把这些书都带过去。很多书都是北大的教授推荐的。
在北大上课的日子，他会陪着老教授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听对方讲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也会接过教授开的书单，去地摊上一本一本地翻。“月底如果剩下三四十块钱，可能会都用来买书。”他把一本名为《书祭》的小说反复看了好多遍，里边的主人公需要每天拾粪，却经常趴在教室窗外偷听上课。他觉得这个人像极了自己。
那些书跟着他挤上了从北京回乡的火车，如今在一间图书室里，跟6种报纸、四五万本书放在一起。那是他为学生们打造的“外面的世界”。一次大雨，他担心图书被淋湿，在半夜两点赶到了学校。
他把学校当作一个“军事训练场”，早上五点五十分，他会准时来到学校，等着跟学生们一起跑操，检查要求叠成“豆腐块”的被子。每天晚上，他要花两个小时在17间教室来回走动，看着学生们上晚自习。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学校在仪器设备上的投资已经上千万元。在今年即将开始的招生中，他将计划招收人数扩大到600多人，并坚持着最初的想法：“办学校并不是为了营利，学生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的张俊成似乎很少跟“落后”扯上关系了。甚至他的每一天都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的。每天睡前，他会把第二天每个小时的日程都安排好。他最新的计划是，10年之内成立长治第一所民办大学。距离当年那场高考已经有22年了。对他而言，那并非实现人生跨越的唯一方式，却是“必经之路”。有时他会想，如果当时自己做保安时没有被分到北大，也许人生就是另一种光景。但他不愿意把自己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幸运者”，他认为自己是“实干阶层”中的“努力者”。
尽管他的“成功”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个例。在他带过的职校生中，能够“出人头地”的大概占30%。但他认为这个社会是完全公平的，“从来没有人会阻拦你努力”。他的办公室有一张匾额，上面写着“天道酬勤”。至于自卑，那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在他之后，有许多人曾经或者正在复制他的“成功模式”，包括自己在职校的学生。那位学生被他送到北大保安队，也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北大行政管理学院。
张俊成为学生感到高兴，却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每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而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凡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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