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读后感2200字一
我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从先秦时期的百花齐放到大一统时期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风气越来越浮躁,我们很有必要静下心来读读前人留给我们的经典。
在四大名著中,《红楼梦》写的是贾、林二人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其丰富的内容、曲折的情节、深刻的思想认识、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西游记》是我国最富盛名的神魔小说,《三国演义》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示出了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水浒传》是以北宋农民起义为背景描写了一百零八条好汉替天行道的故事。这四部小说不管是内容、情节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堪称是中国小说最高的成就。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喜欢《水浒传》,因为在《水浒传》中我看到了一些农民被逼梁山的无奈,也看到了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另外,虽然这些故事发生在九百多年的北宋,但是对比古今,在本书中我看到了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伴随着历史足迹一直走到了今天。
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所占的人口比例很大,这在封建社会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由两大阶级构成。即以官府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以农民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这两种不同的阶级属性导致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心理需求与心理认同有着巨大的差异。统治阶级要誓死捍卫它们已得的权和利,它他们不允许任何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人或物存在,甚至可以为了谋取利益而不择手段。而广大的农民却要求很简单,”生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只要这些最简单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安分守己“,否则他们便会显示出强大的破坏力量。所以说”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理解的非常透彻,但几百年之后的宋徽宗却置之不理。在《水浒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被逼无奈从而落草为寇的英雄:
梁山聚义,首先的从”东溪庄上,聚义汉翻作强人;石碣村中,打鱼船权为战舰“说起。当时有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送上东京,给他丈人蔡太师庆当做寿辰礼物。要知道在北宋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专制国家,普通百姓都是非常贫穷的,而梁中书却搜刮了那么多民脂民膏。然而这些不义之财却被晁盖等一伙人给劫取了,他们这样做即为梁山聚义弄的了资本但同时也把自己逼入了替天行道的绝路,苦的却是那忠心耿耿的青面兽杨志啊。
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
本节记载了绰号叫做双尾蝎的解宝与绰号唤做两头蛇的解珍共同打得一只老虎,本想拿去官府领赏,但是老虎却滚进了毛太公的庄园中。毛太公仗着自己的女婿在县衙做官,便将老虎据为己有,并且不由分说将这两兄弟痛打后押入大牢,而后贿赂包节级准备要其性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表姐绰号叫母大虫的顾大嫂哪有不救之理啊。就这样,大牢的的门被他们强行打开了,随着包节级人头落地,这群人也就走上了那条不归路。
像这样的事例在本书中还有很多,这些都反映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道理。其实农民及广大的无产阶级是天底下最可爱的人,在他们的骨子里没有叛乱只有被迫的反抗。他们就像弹簧,外界对它施加多大的力,它一定会反弹多大的力。我国古代发生过很多农民起义,有的直接推翻当朝统治,有的则动摇了统治者的根基,由此我们甚至可以总结出农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夏桀王将自己比作太阳,由于其残暴导致成千上万个后羿出来反他;秦朝从开国到灭亡仅仅经历了两个皇帝,同样是残暴,导致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而起、天下云集而响应“;隋炀帝把黎明百姓当做供自己娱乐的工具,最后身首异处。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共同验证了周立波的一句话:当农民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反观我国近现代,农民的作用从未减弱。近代的中国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封建社会走向衰落,专制统治腐朽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广大的人民群众饱受煎熬。为此,一些觉醒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一系列救国救民的运动。从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到学习先进制度的戊戌变法,再到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这一些列的运动都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所以说农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多次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从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实行,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现在农民的生存需要不仅仅只是土地。最近几年物价不断上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越来越紧张,教育及医疗卫生的费用高的惊人,住房不是用来住却用来炒,普通百姓的生命在权势面前显得卑微等等,这些因素直接冲击着我国社会的和谐。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将会变得不稳定。当然我们的政府在不断的改善民生问题,但”路曼曼其修远兮“,面对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政府还得努力啊。
奸臣当道 残害忠良
《水浒传》虽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不过里面的108将只有部分是正儿八经的正宗农民,其他的都不是,晃盖不是宋江也不是。其中大部分人都做过朝廷命官如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病关索杨雄、霹雳火秦明等等,有的甚至是将门之后如青面兽杨志、双鞭呼延灼、小旋风柴进等等。这些人和地地道道的农民有着很大的差别,由于封建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他们在骨子里是看不起草寇、盗贼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放弃自己高贵的身份。但是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下级只有服从。可是奸臣当道,让那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负、想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人之士成为了阶下囚。在《水浒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水浒传》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若要衙内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够得他老婆和衙内在一处,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内性命……“
林冲的爱人被高衙内看中,以致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高俅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拔掉林冲这颗眼中钉尽然三番四次想置他于死地。由于林冲性格中存在着软弱性,导致自己被逼绝境。如果我们把林冲的妻子太漂亮作为让他蒙受冤屈的理由,那小旋风柴进的遭遇呢?堂堂后周世宗皇帝柴荣的嫡派子孙,并且在陈桥兵变中有功劳,宋太祖敕赐了丹书铁券,但最后还是被高唐州知府高廉打入大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叔叔有着巨大的家产。此外还有像秦明、呼延灼、大刀关胜等人都是因为自己一身本事,想忠心报国却被奸臣排挤不得重用。试想一下,当初如果应了关胜要求给他三万兵马,还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如果玉麒麟卢俊义当年不被童贯排挤,那边关的辽兵还会如此嚣张吗?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列举许许多多被奸臣排挤不得重用的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是由天大的本事也没有施展的空间啊。可以说两宋时期,虽然内忧外患让统治者为之担忧,但是真正有才能的人却报国无门啊。就拿抗金将领岳飞来说吧,他同样是被奸佞陷害。试问,像他们这样为了国家的安危可以不惜一切的人怎么会做出通敌叛国的事情啊。再说以他们这样一个报国的赤子之心怎么与那些奸诈的小人斗啊。如果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么一个忠诚的武将和一个奸佞的文官斗呢,胜利的一定是后者。想那些常年在外守护自己祖国的英雄没有死在敌人的剑下却死与同僚的迫害,那是多么的凄凉啊。
这一切都以成为历史,我们缅怀过去,同样我们寄希望与未来。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脑中沉积很久的问题又闪了出来。我国现在已经结束了封建社会,步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存在奸臣当道、残害忠良之说,但是不合理的问题任然存在。这让我想起了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他同样是人民的好总理。在位期间房价、物价十年如一日,贪官污吏闻风丧胆。想他答记者问时说:准备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1口装自己,那是多么的让人为之振奋啊。但是他却是新中国开国以来唯一没有连任的总理,这不得不让人有一点遗憾啊。这只能说”江山辈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新一届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取得了喜人的成就。虽然一些破坏民主与法制的现象还是存在,但是我们相信我国的法治必将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永远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贪赃枉法 万恶的金钱
最近,一位著名史学教授的研究又出新成果:”《水浒》是中国第一反腐名著“。教授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直接迫害农民的是贪官污吏,是高俅一类人物。农民起来反抗,矛头直指贪官,这是理所当然。农民铲除贪官污吏,实现天下太平,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腐败。《水浒传》虽然情节复杂纷纭,但其主题总离不开一件事——反贪污、反腐败。通过阅读这部名著,我同样有很深的体会。
古往今来,我们对大多数罪犯进行分析,构成他们犯罪的因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女人、金钱。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所以美色是很能让人迷失方向的。我们都说红颜祸水,并且有人认为当年吴三桂是为了陈圆圆才放清军入关。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美女也会起到特别的作用。这本主中也写到了几个英雄好汉因为女人而走上梁山,但更多的是统治者贪赃枉法、万恶的金钱驱使他们,所以金钱比美色的魔力更大。《水浒传》中记载着一些事例:
《水浒传》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
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很多地方都写到了用钱去贿赂牢营的小吏,让他照看身在大牢的好汉。试想一下,一个掌管牢营的小官都这样,难怪那梁中书有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幸亏林教头得到了柴大官人相助,否则那一百杀威棒下去一定是皮开肉绽。我们可以说这是金钱的魅力,也可以说行贿是种艺术。当然在这些好汉中也有不怕死的,打虎英雄武松便是这样一个人,就算打得遍体鳞伤也坚决不做行贿之事。这是一身正气啊,但是你不做能影响别人吗?一个人的力量能颠倒乾坤吗?那些趾高气昂的贪官污吏照样在这种游戏中游刃有余。
可以说有阶级社会就有贪污贿赂,这一点不管是几千年的古代还是当代;不管是相对民主的西方还是社会主义的东方,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因为它已经根深蒂固了。相比我国古代,我认为这种现象更加严重。贪污行贿的数量更大、深入的领域更广、形式和方法越来多样化,只是隐蔽性越来越好。我曾经听一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认真思考后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我们想一想,现在哪一个领域是真正的清明?
病人看病要向医生送礼、老百姓维权要向当官的送礼、下级干部升官要向上级干部送礼、,找工作要送礼、评职称要送礼,甚至连找个好学校好老师也要送礼,红白喜事就另当别论。虽然都是送礼,我觉得现代人相比古代还缺少了率真。像本书中的那些贿赂者直接把钱扔在桌上,这是何等的豪气。而我们现在呢,信封里面装的不是信,包装盒里面的装不是礼品,并且高科技的使用,让巨额的数目变成一串数字存入银联卡里。这些伎俩看上去是多么的隐秘,殊不知这只是掩耳盗铃的勾当。我们不得不说行贿也是门艺术,这门艺术只有精通它的艺术家能看懂。真是有钱行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啊。
毕竟小说只是文学形式,它成不了历史教科书,书中的内容也是有真有假,但是在书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寻找历史的痕迹只是为我们的今天树立一种忧患意识,正如胡锦涛所说:
一个没有以”忧患意识“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以”忧患意识“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以”忧患意识“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水浒传》读后感2200字二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
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
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
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
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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