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17国家公务员行测人文常识：竹林七贤之向秀”，跟着留学群公务员考试频道来了解一下吧。欢迎您阅读。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另着《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与嵇康关系最密，同时又通过嵇康结识了东平人吕安。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年(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
暮年岁月
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向秀本传或言，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注未成便过世，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后世评说
向秀名列“竹林七贤”，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向秀既追求个性自由，又维护社会体制，是士族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向秀 “逍遥”新义，使一代士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读之者无不超然”。《庄子》随之从山林来到了尘世，与《周易》、《老子》并列为魏晋清谈经典“三玄”， “大畅玄风”。
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经过郭象系统地发挥完善，其包容儒道思想的优越性为士大夫普遍认识、接受的结果是“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 (《晋书·向秀传》)。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信念被弃置，而是强调道家思想经过向秀《庄子注》的改造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促成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再度兴盛。
《晋书》本传说向秀注《庄子》能为之隐解，发明奇趣，从而“振起玄风”;《世说新语·文学》以为是“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并注引《竹林七贤论》赞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众说以为向秀《庄子注》之佳处其实不离“创新”二字，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旨要”，这应该就包括前面论述的向秀对正始玄学“以无为本”的超越， “不生不化”玄理新义抽空了“生化之本”的实质才是真正吸引士大夫们“读之超然”的关键。 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并没有随魏晋玄风一起消散，而是作为解释《庄子》的权威之作影响至今，为历代面临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径，领了 1700多年风骚。其中的奥秘，可能在于他们首先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一视角探讨了“逍遥”。至于其解释是否符合庄子本意，并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后，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便成线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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