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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扶贫协作战略意义篇一
20年前的苏玉莲，还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靠天吃饭愁温饱，改变她命运的是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开展东西扶贫协作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福建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任组长、19个省直机关为成员单位的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闽宁扶贫协作启动，苏玉莲随4万多名父老乡亲，举家搬迁到了永宁县闽宁镇，从此逐渐摆脱贫困。
苏玉莲和乡亲们这20年的生活巨变，是我国东西扶贫协作开展20年来丰硕成果的一个真实写照。20年来，东西扶贫协作逐步走出了一条以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支持为主要内容的道路，形成了闽宁协作、沪滇合作、粤桂协作等各具特色的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政府主导旗帜鲜明，社会帮扶如火如荼
作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扶贫协作一直在政府主导下推进。
东西协作双方建立高层定期互访机制，每年由主要领导带队组成党政代表团到对方省、市、区考察学习，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就双方交流协作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对接和磋商，明确工作方向，确定协作重点，签署帮扶协议。为让工作落到实处，双方都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做到了“有领导分管、有专人负责、有工作计划、有督促检查”。协作双方进一步分解任务，目前东部共有260个县市与西部287县(市)结成帮扶对子。20年来，东部省市向西部10个省区市共提供财政援助132.7亿元，帮助修建农村公路2.15万公里，援建卫生院(所)1690个……真金白银解决实际困难，缓解脱贫瓶颈。
要输血更要帮助造血。着眼于促进贫困户参与特色产业发展这一脱贫大计，2015年起山东省为对口帮扶的重庆市贫困地区设立小微企业和致富带头人创业扶持引导资金。奉节县红土乡农民雷林现双腿残疾，在基金扶持下规模养殖山羊，去年收入4万元，还带动当地20余户贫困户养殖。目前，基金已扶持、带动3000多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政府主导旗帜鲜明，社会帮扶如火如荼。走访贵州省黔西南州的很多贫困山村学校，都能听到各族师生提起一个人——“宁波朱先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搞不清朱先生的真实姓名，但都知道他是一位祖籍宁波助学贵州的可敬老人。朱英龙老人先后捐赠了2.7亿元，建造了1000多栋教学楼和宿舍，资助了7000多名学生，很多贫困孩子在他的帮助下，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
深圳市教育局和慈善会等单位共同发起“慈善一元捐，为贫困山区孩子献爱心”募捐活动，为贵州毕节、黔南两市州兴建希望小学8所;上海市28家三级医院近日启动对口帮扶云南省贫困县县级医院项目……20年来，这样的社会帮扶故事常常感人上演，扶贫济困的善种在贫困山乡落地生根，也在人们的心中生根。
经贸合作好戏连连，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近日，部分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年会的代表来到黔西南州普安县，观摩研讨当地的长毛兔产业。长毛兔产业俨然已成为普安乃至黔西南州一张亮丽的名片。
长毛兔产业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对口帮扶普安县的一个高效农业项目。普安有丰富的草山资源、得天独厚的养殖气候和富余劳动力。自2007年开始，“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基地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化发展”，镇海帮助普安发展的长毛兔产业脱贫致富效果明显，普安的资源优势顺利转化为经济优势。
“一只兔，油盐醋;十只兔，新衣裤;百只兔，娶媳妇;千只兔，进城住”。普安县长毛兔产业已直接带动751户贫困农户增收。地瓜镇鲁沟村坪上组贫困户李萍靠养殖长毛兔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每年为周边养殖户提供1000多只种兔。
“东部地区不仅要帮钱帮物，更要推动产业层面合作，推动东部地区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实现双方共赢。”东西扶贫协作双方高度重视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努力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在东西扶贫协作20年的实践中，像这样的好戏几乎每地都有，而且都十分精彩。
山东省连续6年组成省领导任团长的代表团赴重庆参加“渝洽会”，海尔集团、鲁能集团等一大批大型企业在重庆落户。北京市组织一批大型旅游集团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乌兰察布合作，开通了北京至赤峰“克什克腾旗号”草原专列，极大推动了赤峰旅游业发展……
劳务合作，人才交流，协作互助的手牵得更紧
已经退休的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原主任叶松柏已记不清，2011年底成立就业扶贫基地后他到过多少次广西河池市。
东莞、河池两地创新思路，成立就业扶贫基地，每年组织开展企业、市、县、乡、村、屯“六位一体”的贫困农民培训项目。近5年来基地共培训3000多人，其中向东莞转移就业1200多人，就业平均工资在3000至5000元之间。
不光是东莞、河池两地，劳务合作一直是粤桂两省区扶贫协作的一项主要内容。2015年共组织输出广西富余劳动力35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57.5亿元，同时也有力缓解了广东企业劳动力短缺。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东西扶贫协作中，东部省市通过加强对帮扶地区的教育支持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贫困人口就业创业能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辽宁安排专项资金，对青海3.4万名贫困群众实施专业技能培训，转移就业3万名。深圳市开展“雨露计划深黔直通车”劳务技能培训项目，根据深圳企业“订单”在贵州毕节招收贫困家庭学生到深圳职业技术学校就读，毕业后确保就业。
劳务合作东西双赢，干部人才交流是东西扶贫协作工作得以持续健康开展的重要基础。仅2011—2015年，协作双方互派挂职干部1834人次。东部地区的“挂友们”通过挂职学习了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进一步磨炼了干事创业的意志。西部地区的“挂友们”纷纷表示，挂职拓宽了视野，更新了观念，增长了才干，坚定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无论是劳务合作，还是干部交流，人才支持让东西扶贫协作双方增进了兄弟情义，互助的心贴得更近，协作的手牵得更紧。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20年东西扶贫协作实践，为加快西部贫困地区的减贫进程，促进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东西扶贫协作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是小平同志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最生动的实践，应该作为一项重大政策长期坚持。他介绍说，国家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东西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和考核办法，推动这项工作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东西扶贫协作战略意义篇二
1996年，福建、宁夏两省区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此后，两省对口扶贫协作工作不断创新形式、拓展领域、丰富内容，开创了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建立了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树立了东西扶贫协作成功实践的典范。
19年来，东西扶贫协作在各领域不断深入，参加扶贫协作的各省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以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东西扶贫协作道路，扶贫协作取得明显成效。
据统计，1996年至2014年，东部各省市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18.2亿元，引导企业实际投资1.2万亿元，实施合作项目8万余个，帮助西部地区输出劳务人员664.3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538.3亿元。为促进交流合作，双方领导考察互访8.8万人次，其中省级5160人次;东部地区共为西部贫困地区培训各类人才55.7万人次，引进各种科技实用技术3072项。
同时，我国东西扶贫协作也由刚起步时东部单向帮扶西部，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东西部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由最初主要是政府间的援助行为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再发展到包括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爱心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多形式、宽领域的广泛参与，形成了“闽宁模式”“沪滇模式”“浙川模式”“甬黔模式”“两广模式”等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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