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12月5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应试套路对付不了美国高考（微博）》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学生SAT的平均分数仅为1213分，与美国学生的平均分数1509分差距高达近300分。这300分的差距主要来自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阅读和写作，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学生整体欠缺有效的思维能力训练，这也是目前限制中国学生学术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笔者读后颇有感触。
中国学生SAT平均水平明显低于美国学生，其根子在母语教育。SAT考查的是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重点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SAT中的critical reading意为“批判性阅读”，但中国语文教育培养的是应付“标准化考试”的能力：阅读题要的是“标准答案”，即揣摩出题人的用意，而不是表达考生自己的见解；作文讲究的是套路、模板，有书店里大批“作文攻略”之类的书为证。并且，历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有意无意地导引着这种趋向，如2011年“期待长大”、“中国崛起”、“时间在流逝”、“这世界需要你”、“拒绝平庸”……这些题目占了全国各省高考作文题目的一大部分。从小重复进行大量类似作文题目训练的孩子，如何能够培养出批判性思维能力？
一个人的母语思维方式决定其学习及使用其他语言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即便英语过了八级，思维方式也是不可改变的。文中提到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比较和评价论点”这类题型中，因为这类题目需要学生剥离表象去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设”，同时对比不同作者的观点。这种“比较与评价”乃“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在1983年美国国家委员会《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中，对于中学英语阅读能力有这样的要求：“理解、解释、评价和使用他们阅读过的东西”“顺利地倾听并颇有见解地讨论一些观念”。而在我们现行的中学阅读与写作教学中，却很少进行这方面的训练。笔者想起梁启超当年关于中学作文有两个重要主张：一是用讨论式讲授。二是论辩文分两面做（见梁启超《作文入门》）。 所谓“讨论式讲授”即没有“标准答案”， 所谓“论辩文分两面做”即防止走极端。而梁氏的见解与今天美国阅读教学不谋而合，可见有些东西是相通的，不分国度、年代和文化背景。
文中还提到，“国内培训机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拿SAT当高级托福，从技巧和知识入手培训，简单采用背单词和大量做题这些“小米+步枪”的战术，而不顾SAT本身对思维能力和文化背景的要求，所以培训效果普遍不理想。”事实上，技巧性能力是可以在短期内靠“强化训练”来“速成”的，但“批判性思维能力”属于素质性能力，需长期积累，无法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去获取，而最好应该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
一言以蔽之，SAT考试暴露的是中美两国母语教育价值的差异。中国语文教育培养的是求同性思维，美国英语教育培养的是求异性思维。后者也是成为美国公民的关键能力。
中国语文教育的弊病存在已久。近些年来，社会的猛烈批评也有过好几轮，但改进甚微。语文教育“系统内部”似乎已日渐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可能，需要外部力量来激活，但愿SAT考试能充当这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