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小芭:两面青春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让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个才是伪装,哪个才是真实。
个头不高、皮肤白皙、扎着马尾辫……看着眼前这个朴素、青涩的重庆女孩,童小军怎么都不愿意将她与“援助交际”联系在一起。
童小军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从2010年至今,童小军带着一个6人的课题组,在重庆开展一项“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军的第8个访谈对象,调研团队给她起了个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位医生。在重庆,她的家庭条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10年,她在一所中学读到了高二,虽然成绩不好,在家里却足够听话。不过,一旦到了外面,这个“乖乖女”立刻会展现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那种‘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访谈的过程中,这个女孩的眼睛不时盯着桌上的零食”,童小年发现,眼前的女孩对零食几近痴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对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零食,却又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因为‘一看到嘴就痒痒’”。
事实上,小芭对零食的嗜好与她的援交经历息息相关,用她的话说:“男娃儿好吃要欠账,女娃儿好吃要上当。”
“零食”竟像毒瘾一样
谈到“零食”,小芭话匣子开始打开了。
在上初二以前,小芭的成绩在班里处在中等水平,但上初二后,成绩便一落千里,甚至还让她降了一级。也正是那一年,她有了男朋友,两人交往至今。甚至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也给了那个男孩——她至今记得,那是“高一的那年,11月17号”。
她告诉童小军,如果没有那天与男朋友的“第一次”,她“后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那个”。此前她从未想过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一个陌生人:“处女的话,据说一般都是8000(块钱),但是我不愿意。”
除了对于零食的痴迷,她还喜欢上网,热衷于网络游戏。“每天父母睡着后,我会把门反锁,偷偷跑到网吧,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里。”小芭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至少2年,却从未引起身为警察的父亲和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注意。
用小芭的话说,为了买零食和上网,她每天大约要花100元左右,而家里一个星期只给她二十几元。起初她尽量节省上网的钱,但买零食的钱却无论如何也省不下来,这让她苦恼万分。
高二那年,17岁的小芭第一次“逃学”了,那时候十分厌学,索性跑出去玩,并因此结交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那个女孩比她小几个月,正是这个朋友介绍她入了“行”。
“想想真好笑,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童小军说,但她笑不出来。
出于谨慎,童小军试探性问起眼前这个女孩“第一次援交时的感觉”。坐在对面的小芭身子不经意颤了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复了镇定。她说久了就有点习惯了,慢慢就好了,回学校后就当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
据小芭介绍,她的“客户”通常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以外地人居多,来自各行各业,她遇见过官员,也遇见过律师。她一直试图避免和他们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有人后来还想和她联系,都被她一口回绝。
每个星期,她都会出去一两次,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够她花上两三天,等到钱花光了,就再打电话“约客户”……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瘾一样让她再也难以摆脱。小芭说,每次总是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一定不做了。”但是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小芭说,这样的生活让她换来了一些“自在”:不缺钱花,对学习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反正自己成绩本来就不好,做不做都是‘超烂’”。
“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
童小军发现,对于这个17岁的小芭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而在援交的过程,小芭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几次经历之后,小芭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比如,客户家里她是绝对不去的,她只去宾馆,因为宾馆要身份证登记,如果“出事”的话可以找到对方,“在‘家里’出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男的我一个小女生怎么斗得过他。”
她觉得“这种事”并不光彩,于是瞒着家里,瞒着男朋友,除了介绍她做援交的女孩,从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单兵作战”,赚的钱也都不敢告诉别人,只有在妈妈不在家时,才会跑到超市,买上一大袋零食,然后往家里拎:“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我就死定了。”
童小军不敢想象,仅仅因为嘴馋,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问小芭:“如果还能回到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如果有人像今天我这样问你,早一点告诉你做这个是不好的话,是否还会继续去做?”
小芭摇摇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对这样问题有点抗拒。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没人会知道。”女孩说,她也想过高中毕业后开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学一门技术,美容、足疗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童小军说,“最后,她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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