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术也要讲格调，讲趣味
像香港的大部分建筑物一样，科大的办公室并不宽敞。商学院经济系主任雷鼎铭的办公室同样狭小紧凑，亮点是窗外的碧海蓝天。夏日的香港，天气晴好。学生们都放假了，但雷鼎铭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办公室“上班”。
雷鼎铭正在做一项关于香港女性生育情况的研究。“香港女性中，到四五十岁还没有小孩的比例非常高，这个年龄不生就是不生了。内地一些大城市现在还没有香港这么高，但也有这个趋势。”人们不愿生孩子，这对经济体系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本该投资在孩子身上的这部分钱不需要了，社会的储蓄模式就将被改变，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会更加显著。
这是个颇富趣味的研究，雷鼎铭特意找了本科学生和他一起来做模型。“前两年，找大三大四的学生参与做研究。今年干脆从大一开始。”年轻人的想法不容小觑，他的一个学生对他说，这个现象很奇怪，儒家思想普遍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现在在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东亚大都市里，却有最高比例的人选择“无后”。
雷鼎铭和吴家玮一样是科大“创校元老”。“1991年，我从明尼苏达大学回来，参加科大第一届招生。当时我就对高中生们说，这里是香港最好的商学院。”
雷鼎铭的骄傲来自于他对同仁的自信。“我们的第一批教授，后来轮次当院长的陈玉树和郑国汉，是伯克利的博士。金融系的陈家强是从芝加哥大学挖来的，还有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徐淑英—她来到科大后做出了突破性研究，是专业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现在当了美国管理学会会长。”
在科大，人人皆知吴家玮的一句名言：“一流的人带来一流的人。”要建一流大学，第一批人一定要选对。有了第一批一流的人，才能继续吸引一流的人来报到。
一流的人何以重要？在数学系励建书教授看来，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一流的人能做出一流的成果或教出一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一流的人在一起能形成一流的氛围，一流的文化。”
首先是热爱学术的文化。他自认为幸运，从来未离开过这样的氛围。1978年，励建书在恢复高考（微博）的第二年考入浙江大学念数学。“沉寂十年，老师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谁都是铆足了劲地教，学生也是铆足了劲地学。”纵然水平有参差，但他确定那真的是“科学的春天”。
“接下来，这个氛围还要讲究格调，讲究趣味。这种格调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在格调不高的学术氛围中，有人会用论文数量、经济效益等指标判定学术，而那样出不了好东西。”
在耶鲁念完博士后，励建书曾执教于马里兰大学，1998年加入港科大。“我们这一批不同于老保钓，但对国家的情结一直在，始终想回到熟悉的文化环境里去。”
有一点得到了励建书和肖颐的共同肯定：从马里兰到科大，或从科大到马里兰，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重新适应的”。肖颐说：“科大除了课下还能听到粤语，几乎就是一所美国大学。”
在科大成立之前，港大和中大基本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建立的。传统英式大学中，副校长和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轮换频繁。每系只设一位正教授，兼任系主任之职，且多年不换。而美式学院里，副校长和院长由校长委任，相应地责任清晰、职权较大。每个系科中正教授、副教授与助理教授有一定的比例，副教授以上即获终身教职。
科大的创始人们皆从美国留学归来，毫无意外地将这套更为开放与透明的美式规章带到了香港。由于不按英国传统办事，还遭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批评。吴家玮告诉记者：“事实上，最后科大的校制，是主体为美式兼容英式的结果。”
比如美国对大学校长一般不设任期，“去留视校董喜怒决定”。考虑到初创的种种不稳定因素，科大在对校长的聘任上沿用了英国制度，五年一个任期，便于校长在任期间放手去干。而美国大学里副校长的委任全权交予校长，科大则采取了由校董和校长共同商定出由教授组成的副校长遴选委员会，再由该委员会选出副校长的制度。
“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一套透明、公平、参与性强的遴选、监督和问责制度。让教授们增加对管理层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吴家玮说。像所有研究型大学一样，科大推崇的是教授治校。
制度：保障和激励
什么是教授治校？是让教授们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吗，还是让教授在学校里有最高话语权？
“教授治校，不是让教授去管行政、管后勤，而是让他们在学术问题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在科大，曾经有教授拍着桌子向校长叫板，但校长不能对教授拍桌子。当然，教授不是在跟校长争房子。”励建书笑了。
像美国的大学一样，科大的学术与行政是截然分开的两套体系，各有一个分管副校长。香港几所大学均实行与公务员挂钩的薪酬制度，对于教授来说，衣食已然无忧。而住房，科大采取的是按照教员级别分派不同大小的房屋给予租住并贴以房补，一旦退休，即要收回。
吴家玮担任校长13年，2001年退休。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还住在学校当时分的教员宿舍里，但房租是按市价付的。
“像房子这样在内地非常麻烦的问题，在科大，一个行政人员就搞定了，完全不需要出动哪个高层管理者。因为一切都有规矩，按照级别来，同级别的情况下再考虑年资、家庭人口，一算就出来了。”励建书说。
香港历来以制度化闻名。从薪酬、分房到升职、科研项目的申报、经费的审批，均有一系列严格乃至繁琐的章程。
比如要新聘教授时，应聘者从一开始就要与他所应聘的系里他的未来同事们“打交道”，由这些现任教授给应聘者打分，最终聘任与否，由包括助理教授在内的全体教员决定。这与内地主要由人事部门负责的聘任完全不同。
工作数年后是否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教授？依然由教授们组成专门委员会决定。而新进教授如果7年内达不到终身聘用标准就得离开，与美国一流学校差不多，留下的人可能不到一半。
再如科研基金，可以用于出差、请人前来交流，但不能有一分钱用于吃喝。励建书说，香港的廉政公署太厉害，火眼金睛。所有钱的事情他们都管，没人敢在这方面跟他们开玩笑。
学术则是完全独立于行政的另一套体制。对应于行政系统的严苛，科大的学术制度却可用不拘一格来形容。史维，科大最新任首席副校长(即学术副校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在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学系担任系主任。
“他没有做过院长，直接从系主任做了副校长。认识他之前，我对他没有观点。但我和他交谈了一次，我就知道这个副校长找对了。用我们的话说他是那种非常sharp的人，你的需要他可以第一时间理解，并且给予充分支持—资源上，情感上，态度上的。事实证明，他不仅学术很强，也是个非常厉害的行政人才。和这样的人共事你会非常服气。但如果是在一套拘泥的系统里，他几乎没有可能这么快走上来。”励建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