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当时我是高一的学生，在北京的一个纺织厂学工。广播里传来消息，接着一直播哀乐，整个车间都是那哀乐，很森得慌。看见工人们都哭了，我也跟着哭了。几天后，工人和我们学生都聚在大礼堂前，排队进去向毛主席肖像三鞠躬，他的照片被黑幔绕着，下面堆满了纸做的花圈。一千多工人都哭了，我也跟着哭，好像世界的末日到了。教皇去世的时候，在罗马也见到不少天主徒哭，但是与毛泽东逝世的情景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出来主持政府的工作，他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还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开始向世界开放，要改革。
本来我们这些高中生毕业后只能去下乡做农民, 忽然我们可以参加高考，及格者可以成为大学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前途不只是做农民和工人，而是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中国开始变了！我13岁开始学习法文，北京只有7所中学教授法文，是前总理周恩来的意愿，也是因为他曾经留学法国，对法国的情结所致。妈妈为我找了个私人老师，是她的同事，每周一的晚上去他家上课。这样我的法文比别的同学好，因此，在高考时，我选择了法文专业，以法文成绩突出进入了北京大学。大学里有一座楼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好像是一个小国际城。我结识了不少外国学生，尤其是法国的。我的私人老师曾在法国留学生活八年，对法国情有独钟，常常向我讲述法国。加上所学的课文对法国的描述，法国朋友又不断地介绍现代的法国，于是我在结束了学业之后，就只想去法国读书，想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
刚刚开放的中国还很奇怪，中国人进入宾馆要登记，看证件，就连我们大学进留学生宿舍也要登记，记着几点到几点离开。我不愿意做这样的登记，于是就装成外来人。那时中国还非常落后，衣服就几个款式，几种颜色，只有外国人或华侨才穿得时髦。我因为有留学生送给我衣服，穿得和中国人不一样，饭店的人搞不清我来自哪里。虽然我很不情愿被同胞视为日本人，但是我太不情愿被人登记，找麻烦。
和留学生在一起的很国际的氛围使我入迷，也很想出国看看。于是，我开始打听如何办出国的手续，如何得到护照。有个法国留学生Jean 曾经很吸引我，他离开我们大学以后，回到法国参加了外交官考试，一举成功。84年被派到外蒙工作，常因公差来北京。有一个晚上，他请我在建国饭店吃西餐，建国饭店是北京最早的星级涉外饭店，好像是美国和中国的合资。餐厅很考究，女服务员的黑裙很长。我们的餐桌上燃着蜡烛，轻音乐缭绕着整个餐厅。我们边吃边聊，喝着法国红葡萄酒。Jean 用很温和的目光看着我，夸我漂亮，我觉得头有点晕，不知是酒的作用还是被Jean的恭维搞得头发热，被一个异国的男性夸奖是头一次。分手的时候他吻了我的脸颊，说他很开心。那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夜晚使我想入非非，虽然知道法国不会总有如此的良宵，但我幻想它的夜充满诱惑，充满激情，它勾着我年轻的心。
我告诉Jean我想去法国的愿望，他返回北京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个手册，是介绍法国各个大学的资料。Jean帮我选出20多所大学，让我写信申请奖学金。他帮我写了一份样信，我照着抄了20多份发出去。邮票钱花了100多元，当时可是个大数，是我教外国人中文挣来的。
发了信的大学纷纷回信，基本都是寄来学校的资料，欢迎去就读，但是奖学金没有。只有北部的Nancy大学寄来一张入学通知，依旧没有奖学金。
我的法国朋友Danielle告诉我，就凭这张通知就可以去法国使馆申请签证。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奖学金的外国学生要想得到签证，必须要有一个法国公民做一张每月提供该学生1700法郎(留学群 liuxuequn.com)的担保书。得到这样的担保是非常困难的，我所有认识的朋友的父母都不愿意提供。去法国的愿望好像不容易实现了。
我最好的朋友是与我同岁的西班牙姑娘，叫Regina，她非常漂亮，也很热情。有一天她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妈给她寄来了500美元，想和我一起外出旅行：或是去山东曲阜的孔庙，或是去北戴河参加两个法国同学的生日晚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戴河，期盼在那个法国人的晚会上出现奇迹，遇到人愿意为我作担保。
北戴河的西山宾馆那时只对外国人开放，我是来参加晚会的唯一的中国人。那时候，连进宾馆拜访个客人都要登记，更何况要入住里面？我只有做手脚。于是我模仿外国人讲中文的口音，告诉宾馆的前台我是意大利华侨，丢了护照。服务员给我一张纸, 让我写出不具备证件的原因。他还特别问我：会写中文吗？我装成中文水平不高，成心写了几个错字。自从我定居意大利，就经常想起海边那次的谎言，一定是上帝惩我，让谎言成真，在我说谎的五年后真的来到意大利，成为意大利华侨。
晚会上我是唯一中国人，由于会讲法文，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Michel夫妇就是那晚相识的，日后又托人为我出了担保。
85年初我得到了担保，向法国使馆递进签证申请，在等待批准的日子，常常想象到达法国的日子，那将是怎样的国家！是那些大画家大文豪的国家呀！一想到能够在那里学习生活几年，我就会兴奋，可是至于靠什么在法国生存则考虑很少，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父亲对我自费留学的选择充满焦虑，他以往一贯支持我的所有决定，这次却成为我去法国的反对者。我找出一大堆话去安慰他，但是，我知道我的心也没底，父亲能够感到我内心的空虚。他何尝不想自己有一笔钱供孩子去海外读书，然而那时的中国谁见过多少钱？我感觉得到父亲对我能去法国留学而欣慰，又因为没有钱而担忧，他那深深的父爱我能体会。
父母为我买下香港----巴黎的机票，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300美元，在1985年，已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开销了。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深圳，再从深圳的罗湖进入香港，这样又省了点钱。
临行的早晨，我睡醒走进父母的房间，直接钻进妈妈的被窝，装着睡着了。那被窝里还有妈妈的体温，特别暖和。他们以为我真的睡了，听到爸爸说：“她还是个孩子呀！”
我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潸然流下，湿了我的脸，湿了枕头。从此我将离开父母，离开得很远，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谋生，我不敢想我会混出什么样，何年能够返回故乡。那个早晨，我产生一个欲望，就是在妈妈的被窝里睡下去，睡很久很久，不再踏上遥远的旅程。
晚上，我离开家时，妈妈躲进厨房，我知道她已哭成泪人，没有勇气与我告别。我忍着泪，大声地喊道：“妈，我走啦！”为我送行的人来了20多，北京站的站台上我被他们包围了。
火车开动时，我把身子探到窗外，泪眼迷离，看不清送行人的面孔，那二十多只挥动的手变成一片白色的花，在北京初春的夜晚摇拽。
北京到深圳，2000多公里，火车走了一天两夜。我几乎一直在睡，把威士忌掺着橘子水喝，酒精使我大脑麻木一些，减少离家的伤感，但那种很孤单的感觉一直包围着我。终于到了深圳，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受益的城市，原来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今日在中国几乎可以与香港媲美。下火车的时候，我四处寻找该来接我的人，是一个朋友的亲戚，但是始终不见来人，旅客都走光了，站台上就剩我一个人。我正发愁如何把我的大箱子拖走，见一个推车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问我是否要帮忙，说只收2元钱。他拉着我的行李走向罗湖海关，我跟在他身后，庆幸遇到了帮手。
海关的房子很旧，地上的青砖坑坑洼洼的。有近百人等着拿过境签证，有的人穿得很体面，多数人像难民，坐在编织袋上。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人人都讲广东话，我听不懂，还没出国就什么都听不懂了。整整等了五个小时，我再也克制不了自己，躲到一个墙角抽泣起来，后悔选择了出国。可是我知道已经没有退路，哭了一阵，心里舒服些了，擦干了眼泪又回去排队。
谁会想到几年后深圳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城市会有如此快的发展速度。1996年我去深圳出差，特意回到海关看了看，因为那个海关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破房子被一座大楼取代了，大厅里站满了等待签证的人，中国人，外国人，足有近千人。
在香港的朋友家住了2天，我看到许多许多与北京那么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商店，不同的人的装束，热热闹闹的餐馆，熙熙攘攘的小店，虽然一切都比北京现代得多，但是我认为香港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城市，太商业，太物质，缺少文化空气。
在托运行李时，由于超重，我不得不从我的箱子里取出洗衣粉和零食，都是妈妈怕我在法国受穷，把箱子装得过重。
我走进机舱，这是我25年来头一次上飞机，这之前，兄弟常常嘲笑我没坐过飞机。我系上安全带，舒了口气，心里暗暗地对亲人说：看谁飞得远！
飞机起飞了，窗外是金黄的晚霞，黄得发红，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晚霞。当飞机不再发出巨大的噪音，我从心底涌出一股信心，坚信我会在巴黎成功，坚信留学这条路没有走错。(留学群 liuxueq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