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北京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教学的大部分时间，我和家人都是在法国乡间的房子里度过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喜欢那里的生活环境。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法国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代价。空气清新，食品质地优良，农民靠着政府补贴，得以继续在狭小、收入不佳的 土地上耕作。法国的医疗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基本免费的医疗，我们这样的外籍欧洲人，也能获得部分医疗补助。法国的退休福利也是世 界上最优越的之一。
我们的房子已有150年的历史。几年前买下来后，一直在小修小补。今年2月起，我们开始更新所有的电路设备，估计到 7月中可以完工。我们的房子不小，但是即便如此，若在中国，这样的工程最晚5月份就能结束。我们雇用的电工手艺不错，干活也卖力。他每天早晨8：15左右 开工，12点半午饭。约2点来钟，他又开始干活，直到6点下班。但是周五到周日他都不上班，因为法律规定，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35小时。这样一个乡间的 电工，时薪是36欧元，其中包括应缴的税额。而在首都巴黎，一个电工的时薪至少翻一倍，70欧元，约合人民币600元，比一个一般中国电工高得多。法国电 工使用的工具及所受的训练，也许比中国电工好。但是法国电工一定就比中国电工强那么多吗？
昂贵的生活方式加上经济危机引发的萧条，令法国政府的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2000年，政府财政赤字仅占法国GDP 的1.5%(相比之下，中国的数字为3.3%)。但是到了2009年，法国的财政赤字猛增至占GDP的7.8%，净负债占GDP比例也由2000年的 48％，攀升至2009年的70%，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13年这一数值有可能达到80％。
然而，面临债务问题的不仅是法国。在主要的欧洲经济体中，只有德国的财政状况目前看来尚在控制之内，其负债净值在2009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占其GDP的56％，且仍有降低的趋势。IMF对西欧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这一比值今后五年的预测分别为:
英国74％，意大利99％，西班牙65％。欧洲以外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的债务状况也不容乐观。2010年美国净负债额占其GDP的60％，IMF估计这一比值五年后会达到86％。日本目前的净负债比例也已经突破118％，到2016年更将增至132％。
解决债务问题显然需要依靠经济的快速成长。如果七国集团(G7)的经济从现在起能达到3％以上的成长率，增加的税收 就可以用来偿还债务，降低欠债压力。在IMF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研究报告中，虽然2011和2012两年全球经济的预期增长分别为4.4%和 4.5%，但是推动这一增长势头的将主要是那些新兴经济国家。而IMF对G7国家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别只有2.6%和2.7%。
经济成长需要靠通畅的资金流动和雄厚的财政资源作后盾，但是在G7经济体中，赖以产生信贷以维持流通和投资的机器已 经失灵。迄今为止，欧洲及美国的许多银行仍持有逾兆美元的坏账。他们一直是借助超低利率带来的盈利来消化这些坏账的，而不是发放新贷款。其结果是银行信贷 的增加无法满足需求——事实上，一些银行甚至还在紧缩信贷。更糟的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仍处在下滑的颓势之中，从而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更加恶化。 2010年达成的对希腊和爱尔兰进行的经济救助方案，如今看来明显力度不足，这也许将迫使许多欧洲银行在未来进一步大量清减负债资产。随着市场上高风险债 务成本的加剧，偿还利息已难以为继，希腊出现拖欠贷款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威胁。如果希腊停止偿还利息和本金，持有希腊债券的法、德、英等国的许多银行账面 上的资产价值将随之缩水。这些贷款成为坏账将给一些欧洲大银行的股权造成巨大损失，从而迫使它们走上国有化的道路。美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银行倒闭制度，欧 洲则没有。2009年当爱尔兰、英国及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后，由于缺乏处理倒闭银行的法律和行政机制，经济损失全部转嫁到纳税人身上。这也是导致这些 国家政府如今负债累累的原因。与此不同的是，法国、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攀升的债务则是由政府过度支出造成的。
G7国家已经清醒认识到，信贷危机并不是暂时的，不是靠两三年宽松信贷和对一些银行实行救助就可以解决的。许多西方 政府以为，一旦经济恢复增长，增加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帮助缩减债务。但是，如果银行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放宽信贷，也就不会有经济的实际增长。G7一些国家的决 策者已经逐渐意识到，要想摆脱信贷危机，条件之一是要从根本上改革西方的银行体系，之二则是削减债务。如果经济增长乏力，减低债务的唯一途径是削减开支 ——以及降低西方的生活水准。可是，在G7国家中，正视这一现实的只有英国。
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驱动的低通胀经济发展时期后，G7各国发现它们正面临极为艰难的抉择。就 美国而言，其两个主要党派为将美国的债务削减到可以维持的程度必须达到共识。在欧洲，银行需要清理和消除坏账，政府必须减少举债，这也意味着删减福利和紧 缩其他政府开支。因此，西方国家领导人无论做出何种决策，国人的支持度都会下降。对任何当权者而言，这都非常棘手，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 因为他们只有依靠选民的投票才能继续当政。并且，G7各国在削减支出以及改革经济和银行体制上拖得越久，调降生活水准的幅度将会越大，造成的冲击也越大。 近几周，我们注意到世界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调整。欧洲市场上，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的发债费用已大幅升高。在美国，政府因在削减债务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 致而濒临瘫痪，其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元汇率进一步下挫。
与1998年俄国倒债风波产生的短期效应不同，此次信贷危机影响深远。它已成为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势力从以往的G7 集团转向中东、非洲、亚洲及南美等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里程碑。这一转变不仅影响到G7各国，收入相对较低的新兴发展国家也需要不断努力调整其经济政策，以 应对这一新的发展形势。这种转变势不可挡，G7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间相对收入、价格及汇率的调整亦是大势所趋，二者都需要制定不同以往的政策，以避免可能 到来的巨大冲击。近期黄金价格的上扬也提醒我们，已经到了制定措施防范市场过激反应的紧要关头。
无论如何，我那位法国电工未来的生活，都将面临水准降低的严酷现实。导致这一现实发生的因素有多种：退休金缩水、通货膨胀、欧元贬值，甚至失业。问题已经不是这一切会否发生，而是这一切将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发生。
（作者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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