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0个月，十几场座谈会，上百名受访青少年和他们的海归父母以及国内的老师，102份有效调查问卷，当复旦大学侨联分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文博系副教授吕静把一份题为《在沪“海归”青少年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的调研报告在记者面前打开时，她没有因为摸清海归子女教育困境的现况而感到轻松，反而更加纠结。“我手头还有两个国际访学邀请，我正在考虑去不去，去的话什么时候去。”
让吕静犹豫的是小女儿，如果像大女儿那样，在日本读到小学毕业才回国，那么在语文、数学等方面，她将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追上国内的同学；而在校园文化、人际关系上，没人能预料她是否能与自己的故乡重新融合。
在这次调研中，过半受访海归子女表示：不适应国内的教育。他们的父母也因此在走还是留之间艰难徘徊，而期望最大限度招揽人才的上海政府有关部门，则更为忧虑：好不容易引进的人才，怎么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再次离去？
▲调查显示，中国77.7%的部属高等学校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90%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62%的博士生导师都有留学经历。
▲目前海归最为困惑的项目依次为：子女教育(留学群 liuxuequn.com)、事业发展(留学群 liuxuequn.com)、住房(留学群 liuxuequn.com)、收入报酬(留学群 liuxuequn.com)、照顾老人(留学群 liuxuequn.com)。
副市长难忘人才得而复失之痛
一位海归人才的离去，让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至今无法释怀。
几年前，一位旅德医学博士对上海的发展环境和沪上一家著名医院提供的专业平台很满意。但是回国后，初中升高中的小儿子对国内教育怎么也不适应。这位海归没办法，最后只好又举家搬回德国。
“事情过去几年了，沈市长和我们聊起的时候，还一直念念不忘。花大力气引进的人才，因为孩子教育而不得不再次离开，真是太遗憾了。”这种对人才得而复失的遗憾，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张癸也深有同感：“这种情况，我们侨联遇到的更多。随着海归人才回国越来越密集，我们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的侨情有个突出特点，就是拥有众多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层次的海归人士，从历史上就是这样。这是奠定上海人才高地的基础和优势，但也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张癸介绍，上海海归子女的教育和适应问题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适应性较强，高中毕业班及以后阶段，因为可以有多项升学选择，压力相对较小，主要是义务教育中间阶段的海归子女面临教育适应与融入的突出问题。
一腔热血要回来报效祖国，但尽享欧风美雨的子女却怎么也无法适应国内的应试教育。张癸在给上级有关部门的侨情专报中，将之形象地称为“这是阻拦海归报效祖国的马奇诺防线”。
经过长达近一年的调研，吕静在报告中写道：在实施引进海外人才的国策中，海归子女回国后的教育衔接和融入问题的解决与否，是留住人才的关键。
“一缕春风”回国之后变沉默
“我大女儿在日本时非常活跃，常常利用捐赠的图书、班级活动宣传祖国的文化和成就。她的阅读量蛮大，思想成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同学们都很钦佩她。有一次我去学校，日本老师真诚地对我说，您的女儿像一缕春风，带给我们许多新鲜和温暖。”吕静的骄傲不仅是为人母者的天性，这种肯定里，包含着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尊敬。
但这“一缕春风”回国之后，却变得沉默了。
女儿在银行排队，有人突然冲到她面前夺过她手里的笔填单，然后扬长而去，既无“对不起”也无一声“谢谢”；在学校食堂里，女儿看见一个女同学不小心把菜汤撒在一个男同学身上，男孩一言不发，拿过自己的汤碗就扣在对方身上，男孩觉得天经地义，老师默不作声。虽然女儿的成绩逐步进入好学生的行列，但孩子对国人素质的失望和不解是显而易见的。
“孩子根本没办法保证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时间。”吕静回忆：“我的大女儿4岁去日本， 12岁回国。在日本，她只在小学毕业时有过一次考试，还并非升学根据。”
回国后，吕静发现自己完全被孩子捆绑住了。“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一直到晚上9点半，我这段时间都给了孩子。”吕静发现国内的家长成了家教，辅导、检查大量的家庭作业，很多应该在学校完成的教学内容，老师以检查孩子作业的方式留给家长，并要求家长签字确认，而本该承担教学职责的学校有时只是检验效果。
“我什么也做不了了。”吕静说，“其实现在家务可以社会外包，保证和孩子正常的交流时间也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但是一些学校和老师把本应学校完成的任务转嫁给了家长，造成家长的时间被大量挤占。”
两代海归，一样的困惑
几年下来，大女儿已经慢慢对中国校园生活和学习得心应手，但吕静却渐渐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和女儿曾经面对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的校园怎么了？
不仅是老师的一句呵斥，不仅是一个周末被作业挤占，不仅是遭遇一次不文明现象，病的，也许是中国教育本身。
“我最惊讶的是，有一次和国内同学聚会，他们说起自己儿女的婚事都是他们这些父母介绍而成的。我问为什么不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们说介绍的才门当户对啊，自己找万一是农村的你怎么办？”
吕静感受到中国社会表面繁荣下的暗流汹涌，“最可怕的是这种嫌贫爱富已经渗透到教师心里。”回国后，吕静慢慢发现校园里已发生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变化，“很多老师在招研究生的时候也不愿意招家庭贫困的学生。一开始我不相信，后来发现是真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家境贫寒的学生往往特别刻苦，所以我招收研究生并不在乎学生的家境。”
像吕静这样以实际行动表示异议和坚持的教育工作者不在少数。但没人能否认，当下农村和城市底层的年轻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更高阶层的路似乎正被某种无形的东西挡住。
两代海归面对狂飙突进的中国社会，一样感到困惑，无论你是10岁还是4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