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期间，与警察打过一次交道，让我终生难忘。

与国内不同，东京无“民警”、“交通警”、“片警”的严格区分。无论什么警察着装都一样，穿警服的人只要站在马路上，他就是交通警，要承担交通警的职责，哪怕是负责刑侦的警察，走在马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也得参与处理善后，如果躲避算是失职。同理，片警遇到刑事案件，也必须参与到案件处理之中。这样做，警察资源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政府节约了开支，事半功倍。

我遭遇的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至今仍不清楚，我只知道在马路上，他们是交通警察。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傍晚，我从高田马场骑车去新宿看望一位亲戚，归来时天色已晚。走到半路，突然一辆黑色小汽车在我前方十多米处戛然停止，接着走下来两位年轻的警察，他们走到我身边分别给我行了一个礼，然后与我攀谈起来。通过发音他们断定我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吧，”其中一个警察试着问。我点头示意，“你们这是……？”他俩相视一笑：“对不起，您违章了。”

闻此，我十分吃惊。根据东京的交通规则，自行车可以上人行道，也可以在马路两侧行驶，我是靠边行驶的啊！

他们看我不解，揭开了“谜底”——我的车上没有照明灯。

我这才意识到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自行车配备照明灯的规定，但那都是老皇历了，没有想到，日本人至今仍固执地执行着这样的规矩。

为了打消我的疑惑，那个刚问过我的警察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一边用铅笔指给我看，一边以缓慢的语速朗读。我只得就范，在异国他乡触犯法规，这还是第一次。我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样的处罚。听说新加坡至今仍有鞭挞的刑罚，想及此不寒而栗。

另一个警察此时要求我拿出自行车的购买证明，幸亏我带在身上，他拿着这张小票就钻到汽车里去了。剩下一位就开始同我攀谈，但谈话内容与我违章风马牛不相及。他说他到过北京，对八达岭长城赞不绝口，说那是他所看到过的最宏伟、最有气魄的建筑，日本历史上没有修过类似长城的防御工事，也没有修过城墙，只有规模很小的“城下町”城堡。

谈到兴头上，我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被告”身份，开始向他讲述北京的历史和文物。谈话中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大约十多分钟，钻进车中的警察出来了，与同伴小声嘀咕了几句。我隐隐约约听见，是说我的自行车没有问题。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排除我的车是行窃得来的可能性。

临别前，他们又一次郑重地指出我违章的事实，同时建议：若嫌照明灯贵，可以买个手电筒代替。

第二天，我立刻买了个手电筒，但再也没有碰见过警察。

走在日本街头，我时常能目睹他们为人服务的场景。帮助路人搬自行车，经过难行的路段，给每个人敬个礼，道一声对不起，说一句工事影响了您的出行。据说这样的警察一个工作日内要敬几百个礼。地铁站口，一位出行者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地，被一警察发现，立即把患者背到了医院。日本人说，这是警察应尽的义务。这些警察并未因此成为英雄或名人，或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因公殉职也不例外，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

十多年过去了，留学的琐事忘得差不多了，但那次违章之事却记忆犹新。我因此认识了东京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包括交通秩序)，工作时以人为本，待人亲切，工作重点不是疏导交通，而是疏导人，强化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他们的宗旨是让交通工具的驾驭者心服口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而不是强制命令。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讲究工作方法，遇到违章事件不威吓，不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地进行“有罪推证”，而是按照“无罪推证”的原则进行排除，然后就事论事，进行明确提示，达到教育违章者的目的。以实际行动确立警察的威信，让人敬而不畏，愿意与他们交朋友，那两个警察实际上已是我心中的朋友，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