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家工程院2月8日公布的68名新院士和9名新外籍院士名单中，4名华裔榜上有名。他们是生产全球定位系统产品的佳明有限公司总裁高民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主任李泽元、休斯敦美国船舶局前副总裁唐纳德·刘，以及外科机器人手臂发明人王友仑。
美国国家工程院新闻官兰迪·阿特金斯说，国家工程院与国家科学院、国家医学院、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一起，构成了四大国家学术院。国家工程院是工程学界的最高学术团体，只有那些在研究、实践和教育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士才有资格成为院士。目前，国家工程院院士总数为2290人，外籍院士202人。
院士评选注重实际贡献
《人民日报》报道，奥巴马总统最近多次强调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这正和李泽元所从事的研究相关。李泽元告诉本报记者，成为工程院院士不仅是对他个人贡献的肯定，也显示了美国对电力电子这个新兴学科的重视。他说，作为包括风能、太阳能、燃料电池发电等新能源应用的关键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在中国非常受重视，但此前在国家工程院几乎没有院士是来自该领域的专家。
华裔教授专家学者协会监事会长姜镇英告诉《人民日报》记者，美国国家工程院评选院士“特别实际”，主要看其成果是否对所在行业有开创性影响，有时看似是对一个人历史贡献的肯定，其实是肯定这种贡献对现在的影响。“比如，今年新当选的高民环，20多年前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定位系统导航仪，后来与人合伙成立公司生产导航仪。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际贡献，肯定一个人的杰出成就。”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工学院控制细胞中心主任、1997年当选院士的何志明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国家工程院有一半来自大学，另外一半则来自工业界和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能否成为院士，要看他对行业的贡献有多大，是否有原创成果，能否将该领域发展水平引领至更高层次。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可以明显看出，要想成为院士必须要有创新，要有非常原创的成果，要脱离原有窠臼。
成功得益于中华文化积淀
院士无疑是一种荣誉，代表了在研究或实践领域取得的成就。本报记者在采访华裔院士时发现，他们大多把中华文化的积极影响归结为能够获得一定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个人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态度，”李泽元对本报记者说，“我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与我生长的环境、背景和遇到的老师都息息相关。”正是从小耳濡目染的中华文化，再加上在美国念博士时导师的影响，为自己日后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泽元表示，导师从技术和做人做事的态度上，都给了他很多启示，他们现在仍是好朋友。“这其实也是中华文化的影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说，“融合两种文化之所长，会有很好的效果。”
何志明是湍流学、微纳米流体科学和生物纳米科技研究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他告诉本报记者，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到了一定高度，便会更多地受到哲学、艺术和本人文化背景的影响。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每当自己的研究取得突破时，给他带来灵感的往往不是方程式，而是身心中积淀的文化元素。“举个例子说，我研究的纳米只有1米的十亿分之一那么长，从事纳米研究没有整体思维是不行的。中国文化向来不是单看一个点，而是整体论，这种文化积淀对我的研究很有助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国家纳米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翔去年当选为院士，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华裔院士。张翔认为，中国文化讲究对学问的追求，中国人还有着勤劳、钻研和刻苦的精神。尽管西方对系统性的研究要早一些，但中华文化本身更具有系统性和全局眼光。
中美教育各有千秋
华裔院士多与中国内地学界有着密切往来，他们亲身感受着中美两种文化的差异，对两国教育理念差异有着深刻体会。
张翔告诉记者，在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极为重视，希望孩子能上全国最好的大学。中国中小学偏重考试，西方则更看重对学生创造力的开发，“两种教育的优点若能结合在一起就会更完美了”。“有人说中国教育对孩子的创造性是一种‘摧残’、‘压抑’，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其实只要有一个好环境，创造性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但东方教育给学生的扎实的基本功，却不是简单换个环境就能获得的。”
何志明目前担任北京大学工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校长特别顾问，与中国内地学术界保持着经常联系。他认为，东方教育可以训练出很好的工程师，但不易培养出顶尖的高级工程人才。“我实验室里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学生各占1/3，中国学生知识最丰富，美国学生最有想象力，”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但更需要尖端人才。中国的教育应当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吸取其他国家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