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读博士。初来乍到，既觉得新鲜，又对能否适应国外的环境忐忑不安。第一天，我在校外的“大学城”广场发现一家中国餐馆，便进去点了一份鸡肉盒饭和一杯装了半杯子冰的可乐，结果一回去就拉了几次肚子。第二天，我们十多人在烈日下走了两个小时去办证件，渴了就在路边的投币机花一美元买了瓶从没喝过的饮料，结果喝了一口就想吐：那味道就象咳嗽药水一样。
安顿下来后，才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学校里。也许有些学生冲着拿诺贝尔奖或者攻克世界级难题而出国，但到了美国就会发现能量一下子发挥不出来。为了生存，就得工作。持F-1签证在校外打工是非法的，只能在学校里做助教或助研。为了当助教就得通过英语口试，而往往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口语不好，必须在“上岗”的同时参加英语口语补习班。每周花去二十几小时当助教、上英语课之外，还有繁重的专业课程和各类考试，因此一开始没时间做实验。当时，我很困惑：我来美国是来做科研、发文章的，还是来读英语、教本科生的？出不了论文，将来怎么和别人竞争？焦虑，还是焦虑。
同时，美国的生活是寂寞的。出了国，顿时有种被空降到沙漠中的感觉。很多女生一下飞机就被殷勤的高年级男生接走了，周末有人开车带出去买菜、吃饭、到处玩。而我，只能走路或者骑车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一到了晚上，校园里就没有什么人了，周末更是人丁稀少。回到家就周而复始地烧饭做菜、洗澡睡觉，打开电视机都是些让美国人放声大笑而我却笑不起来的脱口秀和肥皂剧。看着窗外冷冷清清的街道，听着保罗-西蒙乐队的歌，我更感到冷寂。
就这样，我不适应了好几个月。为了生存，我和其他同学小心翼翼地为美国本科生服务着(当助教)，避免被投诉。我努力地寻找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点。我对自己说，不要嫌弃自己科研、学习进展缓慢。能快，就快；不能快，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把握现在、努力奋进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年，老天把故乡的一位女生送到我们学校留学，“万里姻缘一线牵”。确立恋爱关系后，我带着“田螺姑娘”给我做的盒饭，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周末还在实验室，想多测点数据，多发些文章。周末晚上我和女友徒步到超市购物，然后推着购物车到家里。我们还骑着自行车到街上去逛，到餐馆品尝各种食品，如披萨、鸡肉卷、汉堡、三明治、西餐等。偶尔有好心的实验室同事开车带我们去中国城买菜，我们高兴地不得了，买了够吃几个星期的菜，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搭别人的车。
女友对我的极大不满是我不懂生活，不会开车。正当我忙着科研，一个“活雷锋”愿意教我女友学开车，教着教着便展开了凌厉的攻势。“死到临头”，我象变了一个人似地做家务、学开车，很快考出了驾照，每星期带女友出去购物、吃东西，还开车到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园、迪斯尼乐园、棕榈泉、拉斯维加斯等地游玩。在棕榈泉，我们乘坐缆车到一座山上，秋天，山上就已经是白雪皑皑。往北到拉斯维加斯度假，那里一条繁华的大道两边都是大型酒店，不但有脍炙人口的自助餐、各种购物场所，还有看杂技表演、演唱会等。
虽然在感情上稳住了阵脚，但在科研上，我总是被“心魔”拿着刀在追赶。尽管我已经出了不少文章，可每当我看到一些同行课题组主页的文章列表，总是感到很焦虑，嫌自己慢了。当听说其它大学的同学由于导师经费充足而不用做助教，便感到自己把时间花费在做助教上很委屈。陪女友出去购物我也是心不在焉的，她去逛商店，我就找个长凳坐下来读专业文献，以“追回失去的时光”。并且不时有些迷惘：我每天有饭吃、有实验做、有网上、有觉睡，周末买菜、上馆子吃饭、回到家在沙发上看报纸，“活在当下”。但是将来究竟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未来的工作又在哪里？这种茫然一直伴随着我走向博士后的岗位。
2006年，我们结婚了，我博士毕业，到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我和妻子轮流开车，跋山涉水横跨了大半个美国，到了那个二战时期为了造原子弹而建立的小城。妻子陪着我找到房子，把生活安顿好后，就乘飞机回加州继续她的学业。与她在机场分别后，我开车直接前往实验室，清晨，天还未全亮，路上雾气沉沉，泪水模糊了双眼，我看不到生活的尽头。
接下来，我开始自己两点一线的生活：早上开车到实验室，晚上在街上吃个饭，然后走过一段昏暗的、不时飞舞着甲壳虫的走廊，打开房门，洗澡、睡觉。周末，到街上吃饭、买东西，回家，沙发上看书，电脑前写文章，给妻子打电话……苦苦等到假期，为了节约旅行成本，妻子坐了八小时的红眼航班到达我的驻地，简单地游览了周边的古堡、印第安人保留地之后，随即返校，留下我在河边“望河兴叹”。再一个假期，我到加州看妻子，刚适应了当地时差，又“执手相看泪眼”。分居三年半，生活就象乒乓球一样打来打去，剩下的是一万多美金的机票票根。
做博士后只是临时的工作，合同一年一签甚至是数月一签。虽然我的科研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但老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踏实，常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又不喜欢做完博士后以后从事那些公司里“老板让你干吗你就干吗”的工作。经过漫长的“上下求索”，我未能在美国找到教职，转而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
2009年秋，我和怀孕的妻子辞去博士后工作，踏上回国之路。我成了“海归”，妻子成了“海待”。登机之前，内心感慨这八年的留学生活就象是一场梦一样。无论是出国还是回国，路都是我自己挑的，我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