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进入倒数第二天，中国的“改革大菜”即将出炉，有分析把中国的改革关口定位在三点：“政府与市场”关、“发展与转型”关与“公平与正义”关。境外华文媒体有分析指出，这些改革方向有望列入中国未来10年蓝图的“全面发展新阶段”。那么如果“闯关”成功，则会为中国带来三个“机遇”：契机、转机和商机。
中国改革的契机：摆正政府定位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目前对这次会议最高评价，当是改革的重新起步。但是，真正的改革，从来不是设计出来的。所以只要门一开，动将起来，怎么动是大家的事，这就是改革的契机。
台湾《旺报》指出，这次会议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这将严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且这“集团”的边界很难界定。是一般民众又羡又恨的国有行业吗?这集团包含地方政府吗?
美国《星岛日报》指出，过往中央有受制于官僚体系积弊，在政令传递与底层信息回馈方面出现“肠梗阻”现象，以致无法“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因素，同时也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干扰或阻挠中央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的事实。
美国《侨报》指出，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第一次面对记者时就意味深长地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将这种难度说得更加具体：“在诸多利益群体中，最硬的一块骨头无疑是政府部门，固化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相关联。”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造就了一批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如果进行相关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有些人就会消极对待改革，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来阻碍改革。
香港《明报》指出，如果说35年前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的话，今天习李的全面深化改革，主要针对的应是分配与权力，而对权力的改革，近期看可以政府行政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改革突破口可以归结于：打造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改变地方政府作为经营主体的性质。从官方近一年来释出的信号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也是本届政府的主要改革思路，这表现在政府不断要求减少审批。
中国经济的转机：转变发展方式
美国《侨报》援引分析指出，如果说这次会议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那就是为了使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必要的转变。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危机带来转机。中国经济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毛病，形成了30年的“唯GDP论”，中国经济诸多问题均源于此。而中共三中全会，将因应化解危机而来一系列观念转变，由之带出“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转机。
美国《世界日报》指出，大陆过去30余年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廉价出口和煤炭等廉价资源促进增长，但随着工资增加、全球经济萎靡，公众对环境和污染关切日益增高，总体经济战略亟需重新审视调整;数十年飞速增长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失衡、矛盾扩大，也使领导层无处可避，须以实际行动从根本上纾缓日增的压力。
《旺报》文章说，过去被奉为经济成长硬道理、政绩排名神主牌的GDP，如今成为各界检讨反思的对象，这个现象并不是要扬弃GDP，而是大陆高层已开始正视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多面向特性，显然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将由“量变”进阶到“质变”的层次了。
中国民众的“商机”：惠民生为经济发展添动力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近来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焦点，更多争论是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实现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泉源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大陆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是在做“加法”，每一社会群体，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后来，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有的受益大，有的受益少，甚至有些社会群体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样，改革就不可能都是做“加法”了，要进行利益调整和权力再分配。
台湾“中央社”指出，虽说中共历年三中全会多次聚焦经济，但今年聚焦经济，并非以经济快速成长为目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指出，大陆经济成长率不可能长期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成长，如今，一方面要提高内需，另一方面是透过引进外资，带来竞争，提供成长动力，但重点围绕在“和谐社会”。唐永红指出，大陆想拉动内需，效果不彰很大的原因是贫富不均。
香港《大公报》援引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却相对滞后。如果长期忽视发展民生事业，或者只重视少数人而忽视普通民众的民生改善，经济发展就会缺乏动力和稳定的社会基础。
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指出，由于全球经济依然低迷，除投资外并无其他需求能够消化产能。中国为消化过剩产能，制造出投资需求，导致产能更加过剩。但中国之后应能进入另一轮增长周期，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目前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一成。因此，合理的做法是政府提高居民收入、支持消费，由此逐步消化过剩产能。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家庭收入则会增加，民众购买力就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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