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读后感3000字

  读后感是自己阅读书籍之后有感而发的一些见解和感悟。通常都是些简短的发表自己的感想,留学群读后感栏目就为您提供了诸多中外名著的读后感,相信对于您应该有所帮助!(本文为你提供读后感范本两篇。)

篇一:

  四千年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而字缝中透出来的却是“吃人”。

  几句话使得这篇短短的小说的作者一夜之间成了现代中国最出名的小说家、思想家之一。这段话被反对礼教的人们写在标语牌上,做成刀枪弹药,向中国的道德传统,向维护这些传统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列的,旷日持久的,不惜代价的,无比残酷的战争。但是,通过前边的分析我们知道,作者的矛头并不是直接指向“仁义道德”的,他甚至继承了礼教中很关键的学说,并把它极端化了。今人对“仁义道德”与“吃人”的理解完全是对原文的误解。作者自己对这个误解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有意拿“仁义道德”与“吃人”并提,无非是要“一语惊人”。后来大家都错误地理解,作者因而成了运动的“旗手”,也不好意思再来解释了。所谓“时代造英雄”吧。

  学术界多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鲁迅塑造了一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本文认为,“狂人”形象丰富复杂、蕴藉深厚毋庸置疑。但这个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原来与制度、文化格格不入的反对者驯服为其忠顺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露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制度与文化体系的根深蒂固与顽强,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成为经典之作,研讨评析《狂人日记》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的今天,再来“重读”它,还有什么新意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个世纪,人们多认为《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恶”,是“一篇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宣言书”,是“第一声伟大的‘呐喊’”。①这个结论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学者与读者都认为《狂人日记》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对“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这也属于不容争辩的艺术真实。问题在于,“狂人”形象的特质究竟何在?鲁迅到底如何通过这个形象来反封建制度及其整个文化体系的?

  “狂人”在未“狂”之前是个什么形象,抑或说他的表现如何?《日记》没有直接记录。读者只能从他致狂发病时,对自身“迫害妄想”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中,推导出一个具有强烈反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曾经存在过的对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整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思考与反叛的轨迹。关于这一点,专家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作品是通过“狂人”的感觉与心态描摹,采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交融的艺术创作手法,表现了“狂人”未“狂”前对于自己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现实生活中普遍的“人吃人”现象,历史传统中“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记述,并将此提升到精神文化的层面上,作过反反复复的痛苦的思考。在迷狂状态中,他考问反省自己,猛然觉察到自己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狂人”在已狂的迷乱中折射着某些未“狂”前的思考,从—个特定的角度,反思了全民族源远流长的“四千年吃人履历”,意识到宗法制度的正统文化满本满篇都在教诲“吃人”;彻悟到“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充当着“吃人”和“被吃”的角色,若想正视现实改过自新,即刻就会被“大哥”一类主宰家庭统治社会的权威人物所制裁,更会遭到赵贵翁、古久先生、陈老五、老中医、青年人、打孩子的女人、甚至“给绅士掌过嘴”、被“衙役占了他妻子”、“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等等普通国民的憎恨反对。他渴望民族吃人的历史不再延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们不再吃人与被吃,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是一种孤独的热切的战叫,正是在上述充满个性特色人格魅力的基础上,“狂人”未狂之前就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所谓仁义道德、纲常名教、家族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前所未有的揭露与批判。“狂人”这种对于全民族“吃人”履历的反思,无疑折射出鲁迅本人在五四前夜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糟粕的否定,折射出他对“吃人”的恶习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流传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与自省的光芒。而“救救孩子”的呼喊尽管孤独而又空泛,但毕竟呐喊出了一位思想界斗士的满腔悲愤与对于未来的向往!就这层意义上说,“狂人”是一位以狂乱的曲笔写成的反封建的战士,“救救孩子”是振聋发聩的“呐喊”,的确当之无愧。鲁迅在《狂人日记》发表后在与许寿裳谈及其意义与影响时,不无自豪地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②因为这种“发现”对于民族的觉醒关系甚大,呐喊就不能仅此一声;正因为这种省悟当时同知者寥寥无几;呐喊更不能就此打住!所以,“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③,据此,将“狂人”誉为五四新文学人物长廊里第一位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形象是绝不为过的。

  二

  在充分肯定“狂人”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激烈的批判的同时,我们亦无须过分地拔高他的“彻底”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今天深入研究“狂人”这个形象,我们倒应该注意剖析他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从而发掘这个形象更深沉的内涵与意蕴。

  实际上,提醒广大读者要对“狂人”的形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首在鲁迅先生本人。

  1919年,鲁迅在同朋友谈起《狂人日记》时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④

  1922年,鲁迅在回忆做小说的缘起时,将《狂人日记》比喻为“铁屋子中的呐喊”,并且清楚地复述了他本人曾有的疑问:“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衰。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⑤

  1927年,鲁迅在回顾“狂人”这个艺术形象时,他感慨道:“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⑥

  这些既可以看作为鲁迅这位大思想家的虚怀若谷,然而亦未尝不是肺腑之言。

  就“狂人”的思维来论他发病前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对于封建文化体系弊害的解剖与思考,应该确认它前所未有的猛烈与深刻;所谓“吃人”的“发现”也的确是富有象征意味的精深之见。套用青年学者摩罗的话来说,在“狂人”这个形象的内涵上,几乎集中了中国悠久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衰亡过程中,能够被敏感的思想家所感受到的全部信息与精神痛苦。“狂人”留给这个精神世界的启迪,主要是人格意义上的警示:在国民都习惯成自然地放弃自我尊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却有一位“狂人”冲天呐喊,让思想从几千年无形而又坚固的牢笼中突决而出,高张反叛的大旗,这个意义绝非止于对家族制度与礼教的挑战⑦。近一个世纪来,我们对“狂人”评价的盲点或误区,其主要原因盖在于对其形象内涵的观照与发掘缺乏“准星”所致。

  近年来,有些鲁迅研究学者通过追本溯源,得出从鲁迅26岁写作《文化偏至论》,提出“立人”的思想观点,到鲁迅37岁写作的《狂人日记》谴责“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时代的诞生,这里所谓“人”的思想与概念,都是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伦理价值观念⑧。这个论断,大致不错。这在作者鲁迅本人也曾在后来回忆起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五四新小说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年3月2日)》等文章中,对这种借鉴予以确认。但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这种借鉴,显然属于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非照抄照搬,由于作品的大背景始终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对于国民的迫害与毒害;国民普遍丧失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甚至将维护自己人格和思维权利者视为异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帮凶参与宰割自己的同胞,这就充分暴露了民族精神的弊端和国民的劣根性。因此“狂人”这个形象,分明是饱含中国近现代之交思想家特色的艺术形象。

  现在,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番“狂人”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

  首先,“狂人”未“狂”前,绝不是一位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思想家。诚然,以一个曾经力图维护自已的人格尊严与独立思考权利的思想家与历史悠久毒素深远的传统文化系统相对抗,彼此实力是不成比例的。个人向全社会全民族作精神抗争,绝无取胜的可能。然而,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战士,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至于因制度的禁锢与迫害而致狂。鲁迅将“狂人”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精细,其效应,一方面在于对制度及其文化黑暗与顽强的揭露;另一方面在于他对“狂人”不堪重压的软弱心理的批评。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孙中山、徐锡麟、黄兴、秋瑾、邹容等人,哪一个不是一息尚存,奋战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呢?哪一个不是毕生坚持着坚定不移的斗志和清醒强悍的心态呢?

  其次,“狂人”企图劝转“吃人”者改正“吃人”恶习,既希望强势者不再吃人,也希望弱势者不再互吃。这显然是幼稚的想法和妥协的行为。曾经有人指“狂人”这种幼稚与妥协,系“五四”时期鲁迅的“和平进化”的思想缺陷所致⑨。其实,鲁迅在写“狂人”劝转言行恳挚激切的同时,也写了“狂人”劝转言行的无效与失败。因此,狂人的劝转言行并不是“鲁迅当年的思想见解”⑩,而恰恰是鲁迅对于“和平进化”这种曾经有过的思想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期的重新思考严厉解剖与彻底否定。

  再次,“狂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挑战的第一个形象,非常曲折地折射了他力抗强大传统势力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力量。其批判之力度,揭露之深刻,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誉为“前无古人”,但这里终究没有形成一个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终究不属于任何一种学说的原创者。当他无比痛恨黑暗否定现实时,他却没有能力展示一条走向将来的切实的途径,描绘一幅召唤未来的新美的画卷。难怪几年之后鲁迅反思《狂人日记》,自然会感到“救救孩子”式的呐喊之“空空洞洞”了。

  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乃是“狂人”身体复原后的“赴某地候补”。由激烈地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开始,中经被迫害致狂,留下“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二册”,最后病愈做官去了。狂人通过他的人生三部曲,走向了他的归宿,委屈求全,抛弃致狂前的思想立场和原则。这个关键问题往往被许多论者所回避,其实《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恰恰最终寄寓在这里。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与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奴才的。而奴才最佳的“德行”是服从,无条件的服从。除了天子——皇帝之外,要“吃”别人,恐怕同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吃”。但宗法制的核心乃是等级制,一级制驭一级,最低等的奴才也可凌驾在他的老婆及儿子(候补奴才)之上。久而久之,人人麻木不仁,安于现状。即使看透了现实制度与文化弊端的正直善良明智者,也对这种铁屋子中的严密得没有一点漏洞的等级制无可奈何。思想文化史上敢于反抗这种等级制的志士仁人并不少,但鲜有坚持到底取得成功者。这在鲁迅1925年发表的《灯下漫笔》中,作过极为精辟的分析。推翻这种吃人的制度,荡涤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观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观念的改革,其艰难非物质建设可比拟。因此,治愈“狂病”之后的“狂人”,若要求得肉体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彻底放弃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权利,否则就得重新回复到狂态中去,“灵”与“肉”二者必选其一。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对于其子民来说,不是用软刀镂空他的脑袋,塞进绝对服从的奴才观念;就是用钢刀切下他脑袋,使其无从反叛。鲁迅为“狂人”安排了归顺做官这个结局,实在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倘若读者从“救救孩子”那既悲切又空洞的“呐喊”,联想到“狂人”愈后默默无闻地就范做官,你就可以感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扭曲改革者人性,毒化他们灵魂的顽强而又可怕的力量,就可以看到极大多数尚无原创的强大的思想学说体系的改革者可悲的下场,同时你一定会慑服于鲁迅五四新文化开山之作深沉的洞察力。鲁迅以后收在《呐喊》中的小说名篇中的悲剧形象,孔乙己、华小栓、夏瑜、阿Q等,乃是从这个“狂人”生发开去的。特别是《药》中的华小栓、夏瑜,不正是“狂人”要救援的“孩子”吗?不正是一个死于软刀一个死于钢刀的悲剧形象吗?华小栓与夏瑜,合其两姓,岂非华夏吗?救救孩子,不正是救救“华夏”,救救中华吗?鲁迅在自述《呐喊》14篇小说创作原旨时说过两点:其一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B11)。其二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B12)这第一点,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特定背景可以理解。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首先发难,用白话文宣扬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宣扬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志士仁人为之推波助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创作出足以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以至旧文化相匹敌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五四新文学作了开山,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其后他一系列的小说与杂文创作,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响应者此伏彼起。因此《狂人日记》完全可以被称为五四新文学由舆论宣传转变为实绩创造的标志。这第二点讲的暴露病根,催人疗治,历来都被学术界理论界认为是暴露旧社会黑暗统治的“病根”。笔者认为阅读鲁迅的任何作品,其认识仅止于先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旧社会,这还是不够的。我们的认识理所当然要深化到先生对于国民劣根性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解剖的层面。勇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没有丝毫使旧社会与之妥协,彼此“友好相处”的办法;但旧社会及其制度与文化却有无数使大呼猛进的改革者与其妥协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不对自己的劣根性加以疗救,不着力于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将孤军奋战的劣势转化为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共同战斗的强势,胜利绝对不会轻易来临,即有暂时的“胜利”,也会很快丧失。“狂人的”由轰轰烈烈的“狂态”到规行矩步的“官态”,由“壮剧”演变为“悲剧”,乃是鲁迅为五四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悲剧形象。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战土鲁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们,提供了一个曾经战斗过但最终归于失败妥协的悲剧形象,为全民族提供了一个艺术借鉴。它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警示意义,近一个世纪来,不仅没有消褪,反而在人们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不断鞭策他们着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尽可能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随现代化前进,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自觉抵制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奴才文化的遗毒对自己的腐蚀。

  三

  说到文学的传承,艺术的借鉴,鲁迅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B13)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前,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后,且二者都是“叫喊和反抗”之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向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吸取养料,借鉴经验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但是,鲁迅又明确指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B14)

  鲁迅为什么这么直率地指出自己的《狂人日记》比前辈大师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呢?自然,这不是狂妄,而是客观的事实:

  第一,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是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受到极度压抑,才感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起而诅咒上流社会的“大人物”的,他并没有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思考问题。与包普里希钦相比,鲁迅笔下的“狂人”,出身于地主豪绅家族,只要他安分守己,安于现状,他是不会感受到包普里希钦式的经济政治上的压抑的。如前所述,鲁迅笔下的“狂人”,处在一个足以锦衣玉食的豪绅家庭,却清醒地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通过家族制度及礼教来摧残人性吞噬灵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孤身一人地向几千年来的旧传统挑战质疑,以弱势抗衡极其顽强的制度与维护制度的文化体系。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狂人”形象,前者是无从同后者相比的。

  第二,纵览果戈理描写的一系列“小人物”,其悲惨的命运几乎都是作了俄国官僚制度的牺牲品。而且,他们微弱的反抗,都是孤立无援与畸形的。《狂人日记》中的包普里希钦,《外套》里的巴施马奇金,所希求的也不外乎是改变他们受侮辱受损害的生活,争取提升到上流社会中去成为“上等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勇敢地挑战有着几千年履历的整个“吃人”的制度,挑战这个制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体内容,并进而挑战它的核心——等级制。鲁迅笔下的狂人,没有包普里希钦那种可怜的“提升”的欲望,没有爬到“吃人”高层那种追求,他痛恨“吃人”的人,希望能劝转他“大哥”一类人改恶从善,他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人吃人”现象的世界。从两个“狂人”的反抗的内容与理想的追求的比较来看,前者与后者也绝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与鲁迅的狂人的反抗虽然都是孤立无援的,但包普里希钦仅仅是为了自身地位的改善与提升,因此他不可能与广大被压迫者的命运联系在—起。而鲁迅笔下“狂人”的反抗,是直接从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灭绝人性禁锢思想的弊端出发的。他已经开始注视到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疾苦,痛苦于他们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的劣根性。因此,前者因脱离民众而失败,后者则因民众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合理而又超常的思维遭致失败,前者是落伍者,后者是先驱者,二者岂可同日而语?

  第四,果戈理对于包普里希钦与鲁迅对于“狂人的”态度不同。果戈里对于包普里希钦这类“小人物”是充满着同情的,这当然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他对包普里希钦的必然发狂必然毁灭的原因挖掘不够,对于包普里希钦的鼠目寸光脱离民众更是批评不够。尽管哀其不幸,却没有怒其不争。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悲剧形象自然缺乏更深的思想内涵。鲁迅笔下的“狂人”思想内涵之深,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中,即使是世界近现代文学中都是少见的。鲁迅笔下的“狂人”之悲,真正在于他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自由地思想,独立的人格。“狂人”未狂前本来是一个为争取这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而力抗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的精神界的战土,被迫害致狂当然是悲剧。但“狂人”在狂态中还残存着精神界战士特有的思维,这种狂态思维仍然不失其自由的成份。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彻底背弃了自己曾经全力为之奋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对过的一切,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交给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永远堕入了失败与悔恨的黑暗深渊,从此变成一具行尸一块走肉,这是何等深切的悲剧啊!如果从鲁迅作品中找出“狂人”的同类来,他最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狂人”与魏连殳在艺术上存在着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文化,是源远流长顽固不化的,改革志士绝对没有使它有丝毫改善的可能性,倒是它有千万条软硬妙策可以使改革者屈服。鲁迅着眼于此,为改革者们发出了无比悲愤的呐喊,一方面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一方面让他们照“狂人”这面镜子以自鉴。鲁迅说自己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要“忧愤深广”,其蕴含的严于解剖民族严于解剖自身劣根性的深旨,盖在于此罢。

篇二: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作品,已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特色,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法不叹服于先生的天才。 下面,我将对《狂人日记》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其中自然有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位读者,我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的权力。  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狂人臆想的世界”。这个狂人臆想的世界,是通过“常人视角”叙述出来的:狂人发病枣旁人侧目枣家人延医救治枣狂人复原。

  这一层的意思凡识字者均可以解读出来,因为在小说的“序”中清楚地交待了: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通过常人视角,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狂人眼中他人对其的“迫害行为”。比如小说的第一节中狂人记道: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因为得知狂人发了狂,因此大家对他有些害怕,并且议论他的事情,然而落在狂人的眼里,却认定是大家谋划好了,要害了他了。 再如,狂人的大哥请了医生来给狂人诊治,开了药,嘱咐大哥赶快给狂人吃下,然而在狂人的眼里,却是这样的情形: 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有了这些描写,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的符合逻辑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由于脑筋出了毛病,因此疑神疑鬼,臆想所有人都在对他进行迫害,并且吃人,但不久之后由于医生的治疗年轻人的疯病治愈了,重新进入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赴某地候补矣)。我们所看到的“狂人日记”就是这样一个医学上的病例的记载。由于鲁迅曾经学习过医学,并且护理过患精神病的家人,因此这份“狂人日记”模拟得十分真切、详尽。  以上是对《狂人日记》的第一层解读,然而大多数人都可以很轻易地透过病例的假象,看到鲁迅以象征的形式对封建传统所进行的批判枣在这里,我将它作为我的第二层解读,即狂人“狂行下的表层批判”。 当我们以“狂人视角”对作者笔下的世界进行关照时,我们就开始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传统”杀人、吃人的罪恶枣周围人无法容纳清醒者开始对他进行迫害:加之“疯”的罪名枣狂人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吃)。 这是在《狂人日记》发表的当时和以后,大多数评论者所解读出来的共同结果。在这种解读中,出现了一个时代化的批判对象:“传统礼教”----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着力批判的对象。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此为自己批判的焦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也的确是鲁迅当时的创作目的,在作品中,也用狂人的自白清楚地昭示出来: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另外,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也曾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正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解读,《狂人日记》才被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文学范本,通过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打起一面大旗:“救救孩子”!  然而一个文本在它被创作完成之后,便脱离了作者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中,不同的读者将会有不同的解读出现。正如世纪末的今天,在我的眼中,《狂人日记》可以解读出的第三层意义:这就是狂人“对人类的深层批判”。 依然是通过“狂人视角”关照周围世界的真相:敢于对世界和人生做抽象思考的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倾轧、残杀,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的恶性循环: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睦相处: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然而: 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绝望当中狂人呐喊、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

  对人类整体的批判也许并非鲁迅创作时清醒的本意,但狂人眼中的常人世界却具有广阔的共时性和世界性,因而其批判便决不仅止于五四前的中国国民而可以延伸到整个人类;其批判所指的人类劣根性也不是仅仅消灭“封建文化制度”并可以根除----也许它本就是人类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分子,永远无法消除,并将在最终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这征兆,我们在今天已经可以看出: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千次的核武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对地球的污染、因人类道德沦丧爆发出来无法治愈的世纪疾病“爱滋”……鲁迅正是因为看到了人类的这种难以根除的劣根性,因此才感到深深的绝望,“救救孩子”的呼声之后才不是一个“感叹号”而是“省略号”。在他看来,这呼声俨然如将封闭在无法打破的铁屋子里的将死之人唤醒,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的痛苦。 然而鲁迅始终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勇士,即使他内心中已经感到绝望却仍然站起来进行绝望中的反抗。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今天也并非全部灭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在呼吁保护地球、建立绿色家园,有人在“以笔为旌”,寻找人类的终极价值……虽然这呼声十分微弱,但却令人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最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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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是自己阅读书籍之后有感而发的一些见解和感悟。通常都是些简短的发表自己的感想,留学群读后感栏目就为您提供了诸多中外名著的读后感,相信对于您应该有所帮助!(本文为你提供读后感范本两篇。)

篇一:

  四千年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而字缝中透出来的却是“吃人”。

  几句话使得这篇短短的小说的作者一夜之间成了现代中国最出名的小说家、思想家之一。这段话被反对礼教的人们写在标语牌上,做成刀枪弹药,向中国的道德传统,向维护这些传统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列的,旷日持久的,不惜代价的,无比残酷的战争。但是,通过前边的分析我们知道,作者的矛头并不是直接指向“仁义道德”的,他甚至继承了礼教中很关键的学说,并把它极端化了。今人对“仁义道德”与“吃人”的理解完全是对原文的误解。作者自己对这个误解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有意拿“仁义道德”与“吃人”并提,无非是要“一语惊人”。后来大家都错误地理解,作者因而成了运动的“旗手”,也不好意思再来解释了。所谓“时代造英雄”吧。

  学术界多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鲁迅塑造了一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本文认为,“狂人”形象丰富复杂、蕴藉深厚毋庸置疑。但这个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原来与制度、文化格格不入的反对者驯服为其忠顺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露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制度与文化体系的根深蒂固与顽强,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成为经典之作,研讨评析《狂人日记》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的今天,再来“重读”它,还有什么新意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个世纪,人们多认为《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恶”,是“一篇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宣言书”,是“第一声伟大的‘呐喊’”。①这个结论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学者与读者都认为《狂人日记》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对“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这也属于不容争辩的艺术真实。问题在于,“狂人”形象的特质究竟何在?鲁迅到底如何通过这个形象来反封建制度及其整个文化体系的?

  “狂人”在未“狂”之前是个什么形象,抑或说他的表现如何?《日记》没有直接记录。读者只能从他致狂发病时,对自身“迫害妄想”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中,推导出一个具有强烈反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曾经存在过的对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整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思考与反叛的轨迹。关于这一点,专家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作品是通过“狂人”的感觉与心态描摹,采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交融的艺术创作手法,表现了“狂人”未“狂”前对于自己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现实生活中普遍的“人吃人”现象,历史传统中“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记述,并将此提升到精神文化的层面上,作过反反复复的痛苦的思考。在迷狂状态中,他考问反省自己,猛然觉察到自己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狂人”在已狂的迷乱中折射着某些未“狂”前的思考,从—个特定的角度,反思了全民族源远流长的“四千年吃人履历”,意识到宗法制度的正统文化满本满篇都在教诲“吃人”;彻悟到“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充当着“吃人”和“被吃”的角色,若想正视现实改过自新,即刻就会被“大哥”一类主宰家庭统治社会的权威人物所制裁,更会遭到赵贵翁、古久先生、陈老五、老中医、青年人、打孩子的女人、甚至“给绅士掌过嘴”、被“衙役占了他妻子”、“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等等普通国民的憎恨反对。他渴望民族吃人的历史不再延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们不再吃人与被吃,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是一种孤独的热切的战叫,正是在上述充满个性特色人格魅力的基础上,“狂人”未狂之前就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所谓仁义道德、纲常名教、家族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前所未有的揭露与批判。“狂人”这种对于全民族“吃人”履历的反思,无疑折射出鲁迅本人在五四前夜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糟粕的否定,折射出他对“吃人”的恶习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流传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与自省的光芒。而“救救孩子”的呼喊尽管孤独而又空泛,但毕竟呐喊出了一位思想界斗士的满腔悲愤与对于未来的向往!就这层意义上说,“狂人”是一位以狂乱的曲笔写成的反封建的战士,“救救孩子”是振聋发聩的“呐喊”,的确当之无愧。鲁迅在《狂人日记》发表后在与许寿裳谈及其意义与影响时,不无自豪地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②因为这种“发现”对于民族的觉醒关系甚大,呐喊就不能仅此一声;正因为这种省悟当时同知者寥寥无几;呐喊更不能就此打住!所以,“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③,据此,将“狂人”誉为五四新文学人物长廊里第一位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形象是绝不为过的。

  二

  在充分肯定“狂人”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激烈的批判的同时,我们亦无须过分地拔高他的“彻底”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今天深入研究“狂人”这个形象,我们倒应该注意剖析他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从而发掘这个形象更深沉的内涵与意蕴。

  实际上,提醒广大读者要对“狂人”的形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首在鲁迅先生本人。

  1919年,鲁迅在同朋友谈起《狂人日记》时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④

  1922年,鲁迅在回忆做小说的缘起时,将《狂人日记》比喻为“铁屋子中的呐喊”,并且清楚地复述了他本人曾有的疑问:“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衰。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⑤

  1927年,鲁迅在回顾“狂人”这个艺术形象时,他感慨道:“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⑥

  这些既可以看作为鲁迅这位大思想家的虚怀若谷,然而亦未尝不是肺腑之言。

  就“狂人”的思维来论他发病前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对于封建文化体系弊害的解剖与思考,应该确认它前所未有的猛烈与深刻;所谓“吃人”的“发现”也的确是富有象征意味的精深之见。套用青年学者摩罗的话来说,在“狂人”这个形象的内涵上,几乎集中了中国悠久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衰亡过程中,能够被敏感的思想家所感受到的全部信息与精神痛苦。“狂人”留给这个精神世界的启迪,主要是人格意义上的警示:在国民都习惯成自然地放弃自我尊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却有一位“狂人”冲天呐喊,让思想从几千年无形而又坚固的牢笼中突决而出,高张反叛的大旗,这个意义绝非止于对家族制度与礼教的挑战⑦。近一个世纪来,我们对“狂人”评价的盲点或误区,其主要原因盖在于对其形象内涵的观照与发掘缺乏“准星”所致。

  近年来,有些鲁迅研究学者通过追本溯源,得出从鲁迅26岁写作《文化偏至论》,提出“立人”的思想观点,到鲁迅37岁写作的《狂人日记》谴责“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时代的诞生,这里所谓“人”的思想与概念,都是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伦理价值观念⑧。这个论断,大致不错。这在作者鲁迅本人也曾在后来回忆起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五四新小说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年3月2日)》等文章中,对这种借鉴予以确认。但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这种借鉴,显然属于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非照抄照搬,由于作品的大背景始终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对于国民的迫害与毒害;国民普遍丧失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甚至将维护自己人格和思维权利者视为异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帮凶参与宰割自己的同胞,这就充分暴露了民族精神的弊端和国民的劣根性。因此“狂人”这个形象,分明是饱含中国近现代之交思想家特色的艺术形象。

  现在,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番“狂人”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

  首先,“狂人”未“狂”前,绝不是一位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思想家。诚然,以一个曾经力图维护自已的人格尊严与独立思考权利的思想家与历史悠久毒素深远的传统文化系统相对抗,彼此实力是不成比例的。个人向全社会全民族作精神抗争,绝无取胜的可能。然而,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战士,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至于因制度的禁锢与迫害而致狂。鲁迅将“狂人”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精细,其效应,一方面在于对制度及其文化黑暗与顽强的揭露;另一方面在于他对“狂人”不堪重压的软弱心理的批评。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孙中山、徐锡麟、黄兴、秋瑾、邹容等人,哪一个不是一息尚存,奋战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呢?哪一个不是毕生坚持着坚定不移的斗志和清醒强悍的心态呢?

  其次,“狂人”企图劝转“吃人”者改正“吃人”恶习,既希望强势者不再吃人,也希望弱势者不再互吃。这显然是幼稚的想法和妥协的行为。曾经有人指“狂人”这种幼稚与妥协,系“五四”时期鲁迅的“和平进化”的思想缺陷所致⑨。其实,鲁迅在写“狂人”劝转言行恳挚激切的同时,也写了“狂人”劝转言行的无效与失败。因此,狂人的劝转言行并不是“鲁迅当年的思想见解”⑩,而恰恰是鲁迅对于“和平进化”这种曾经有过的思想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期的重新思考严厉解剖与彻底否定。

  再次,“狂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挑战的第一个形象,非常曲折地折射了他力抗强大传统势力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力量。其批判之力度,揭露之深刻,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誉为“前无古人”,但这里终究没有形成一个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终究不属于任何一种学说的原创者。当他无比痛恨黑暗否定现实时,他却没有能力展示一条走向将来的切实的途径,描绘一幅召唤未来的新美的画卷。难怪几年之后鲁迅反思《狂人日记》,自然会感到“救救孩子”式的呐喊之“空空洞洞”了。

  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乃是“狂人”身体复原后的“赴某地候补”。由激烈地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开始,中经被迫害致狂,留下“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二册”,最后病愈做官去了。狂人通过他的人生三部曲,走向了他的归宿,委屈求全,抛弃致狂前的思想立场和原则。这个关键问题往往被许多论者所回避,其实《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恰恰最终寄寓在这里。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与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奴才的。而奴才最佳的“德行”是服从,无条件的服从。除了天子——皇帝之外,要“吃”别人,恐怕同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吃”。但宗法制的核心乃是等级制,一级制驭一级,最低等的奴才也可凌驾在他的老婆及儿子(候补奴才)之上。久而久之,人人麻木不仁,安于现状。即使看透了现实制度与文化弊端的正直善良明智者,也对这种铁屋子中的严密得没有一点漏洞的等级制无可奈何。思想文化史上敢于反抗这种等级制的志士仁人并不少,但鲜有坚持到底取得成功者。这在鲁迅1925年发表的《灯下漫笔》中,作过极为精辟的分析。推翻这种吃人的制度,荡涤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观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观念的改革,其艰难非物质建设可比拟。因此,治愈“狂病”之后的“狂人”,若要求得肉体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彻底放弃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权利,否则就得重新回复到狂态中去,“灵”与“肉”二者必选其一。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对于其子民来说,不是用软刀镂空他的脑袋,塞进绝对服从的奴才观念;就是用钢刀切下他脑袋,使其无从反叛。鲁迅为“狂人”安排了归顺做官这个结局,实在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倘若读者从“救救孩子”那既悲切又空洞的“呐喊”,联想到“狂人”愈后默默无闻地就范做官,你就可以感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扭曲改革者人性,毒化他们灵魂的顽强而又可怕的力量,就可以看到极大多数尚无原创的强大的思想学说体系的改革者可悲的下场,同时你一定会慑服于鲁迅五四新文化开山之作深沉的洞察力。鲁迅以后收在《呐喊》中的小说名篇中的悲剧形象,孔乙己、华小栓、夏瑜、阿Q等,乃是从这个“狂人”生发开去的。特别是《药》中的华小栓、夏瑜,不正是“狂人”要救援的“孩子”吗?不正是一个死于软刀一个死于钢刀的悲剧形象吗?华小栓与夏瑜,合其两姓,岂非华夏吗?救救孩子,不正是救救“华夏”,救救中华吗?鲁迅在自述《呐喊》14篇小说创作原旨时说过两点:其一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B11)。其二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B12)这第一点,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特定背景可以理解。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首先发难,用白话文宣扬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宣扬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志士仁人为之推波助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创作出足以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以至旧文化相匹敌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五四新文学作了开山,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其后他一系列的小说与杂文创作,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响应者此伏彼起。因此《狂人日记》完全可以被称为五四新文学由舆论宣传转变为实绩创造的标志。这第二点讲的暴露病根,催人疗治,历来都被学术界理论界认为是暴露旧社会黑暗统治的“病根”。笔者认为阅读鲁迅的任何作品,其认识仅止于先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旧社会,这还是不够的。我们的认识理所当然要深化到先生对于国民劣根性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解剖的层面。勇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没有丝毫使旧社会与之妥协,彼此“友好相处”的办法;但旧社会及其制度与文化却有无数使大呼猛进的改革者与其妥协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不对自己的劣根性加以疗救,不着力于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将孤军奋战的劣势转化为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共同战斗的强势,胜利绝对不会轻易来临,即有暂时的“胜利”,也会很快丧失。“狂人的”由轰轰烈烈的“狂态”到规行矩步的“官态”,由“壮剧”演变为“悲剧”,乃是鲁迅为五四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悲剧形象。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战土鲁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们,提供了一个曾经战斗过但最终归于失败妥协的悲剧形象,为全民族提供了一个艺术借鉴。它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警示意义,近一个世纪来,不仅没有消褪,反而在人们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不断鞭策他们着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尽可能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随现代化前进,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自觉抵制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奴才文化的遗毒对自己的腐蚀。

  三

  说到文学的传承,艺术的借鉴,鲁迅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B13)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前,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后,且二者都是“叫喊和反抗”之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向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吸取养料,借鉴经验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但是,鲁迅又明确指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B14)

  鲁迅为什么这么直率地指出自己的《狂人日记》比前辈大师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呢?自然,这不是狂妄,而是客观的事实:

  第一,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是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受到极度压抑,才感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起而诅咒上流社会的“大人物”的,他并没有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思考问题。与包普里希钦相比,鲁迅笔下的“狂人”,出身于地主豪绅家族,只要他安分守己,安于现状,他是不会感受到包普里希钦式的经济政治上的压抑的。如前所述,鲁迅笔下的“狂人”,处在一个足以锦衣玉食的豪绅家庭,却清醒地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通过家族制度及礼教来摧残人性吞噬灵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孤身一人地向几千年来的旧传统挑战质疑,以弱势抗衡极其顽强的制度与维护制度的文化体系。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狂人”形象,前者是无从同后者相比的。

  第二,纵览果戈理描写的一系列“小人物”,其悲惨的命运几乎都是作了俄国官僚制度的牺牲品。而且,他们微弱的反抗,都是孤立无援与畸形的。《狂人日记》中的包普里希钦,《外套》里的巴施马奇金,所希求的也不外乎是改变他们受侮辱受损害的生活,争取提升到上流社会中去成为“上等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勇敢地挑战有着几千年履历的整个“吃人”的制度,挑战这个制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体内容,并进而挑战它的核心——等级制。鲁迅笔下的狂人,没有包普里希钦那种可怜的“提升”的欲望,没有爬到“吃人”高层那种追求,他痛恨“吃人”的人,希望能劝转他“大哥”一类人改恶从善,他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人吃人”现象的世界。从两个“狂人”的反抗的内容与理想的追求的比较来看,前者与后者也绝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与鲁迅的狂人的反抗虽然都是孤立无援的,但包普里希钦仅仅是为了自身地位的改善与提升,因此他不可能与广大被压迫者的命运联系在—起。而鲁迅笔下“狂人”的反抗,是直接从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灭绝人性禁锢思想的弊端出发的。他已经开始注视到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疾苦,痛苦于他们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的劣根性。因此,前者因脱离民众而失败,后者则因民众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合理而又超常的思维遭致失败,前者是落伍者,后者是先驱者,二者岂可同日而语?

  第四,果戈理对于包普里希钦与鲁迅对于“狂人的”态度不同。果戈里对于包普里希钦这类“小人物”是充满着同情的,这当然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他对包普里希钦的必然发狂必然毁灭的原因挖掘不够,对于包普里希钦的鼠目寸光脱离民众更是批评不够。尽管哀其不幸,却没有怒其不争。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悲剧形象自然缺乏更深的思想内涵。鲁迅笔下的“狂人”思想内涵之深,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中,即使是世界近现代文学中都是少见的。鲁迅笔下的“狂人”之悲,真正在于他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自由地思想,独立的人格。“狂人”未狂前本来是一个为争取这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而力抗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的精神界的战土,被迫害致狂当然是悲剧。但“狂人”在狂态中还残存着精神界战士特有的思维,这种狂态思维仍然不失其自由的成份。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彻底背弃了自己曾经全力为之奋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对过的一切,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交给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永远堕入了失败与悔恨的黑暗深渊,从此变成一具行尸一块走肉,这是何等深切的悲剧啊!如果从鲁迅作品中找出“狂人”的同类来,他最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狂人”与魏连殳在艺术上存在着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文化,是源远流长顽固不化的,改革志士绝对没有使它有丝毫改善的可能性,倒是它有千万条软硬妙策可以使改革者屈服。鲁迅着眼于此,为改革者们发出了无比悲愤的呐喊,一方面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一方面让他们照“狂人”这面镜子以自鉴。鲁迅说自己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要“忧愤深广”,其蕴含的严于解剖民族严于解剖自身劣根性的深旨,盖在于此罢。

篇二: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作品,已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特色,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法不叹服于先生的天才。 下面,我将对《狂人日记》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其中自然有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位读者,我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的权力。  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狂人臆想的世界”。这个狂人臆想的世界,是通过“常人视角”叙述出来的:狂人发病枣旁人侧目枣家人延医救治枣狂人复原。

  这一层的意思凡识字者均可以解读出来,因为在小说的“序”中清楚地交待了: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通过常人视角,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狂人眼中他人对其的“迫害行为”。比如小说的第一节中狂人记道: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因为得知狂人发了狂,因此大家对他有些害怕,并且议论他的事情,然而落在狂人的眼里,却认定是大家谋划好了,要害了他了。 再如,狂人的大哥请了医生来给狂人诊治,开了药,嘱咐大哥赶快给狂人吃下,然而在狂人的眼里,却是这样的情形: 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有了这些描写,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的符合逻辑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由于脑筋出了毛病,因此疑神疑鬼,臆想所有人都在对他进行迫害,并且吃人,但不久之后由于医生的治疗年轻人的疯病治愈了,重新进入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赴某地候补矣)。我们所看到的“狂人日记”就是这样一个医学上的病例的记载。由于鲁迅曾经学习过医学,并且护理过患精神病的家人,因此这份“狂人日记”模拟得十分真切、详尽。  以上是对《狂人日记》的第一层解读,然而大多数人都可以很轻易地透过病例的假象,看到鲁迅以象征的形式对封建传统所进行的批判枣在这里,我将它作为我的第二层解读,即狂人“狂行下的表层批判”。 当我们以“狂人视角”对作者笔下的世界进行关照时,我们就开始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传统”杀人、吃人的罪恶枣周围人无法容纳清醒者开始对他进行迫害:加之“疯”的罪名枣狂人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吃)。 这是在《狂人日记》发表的当时和以后,大多数评论者所解读出来的共同结果。在这种解读中,出现了一个时代化的批判对象:“传统礼教”----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着力批判的对象。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此为自己批判的焦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也的确是鲁迅当时的创作目的,在作品中,也用狂人的自白清楚地昭示出来: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另外,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也曾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正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解读,《狂人日记》才被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文学范本,通过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打起一面大旗:“救救孩子”!  然而一个文本在它被创作完成之后,便脱离了作者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中,不同的读者将会有不同的解读出现。正如世纪末的今天,在我的眼中,《狂人日记》可以解读出的第三层意义:这就是狂人“对人类的深层批判”。 依然是通过“狂人视角”关照周围世界的真相:敢于对世界和人生做抽象思考的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倾轧、残杀,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的恶性循环: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睦相处: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然而: 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绝望当中狂人呐喊、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

  对人类整体的批判也许并非鲁迅创作时清醒的本意,但狂人眼中的常人世界却具有广阔的共时性和世界性,因而其批判便决不仅止于五四前的中国国民而可以延伸到整个人类;其批判所指的人类劣根性也不是仅仅消灭“封建文化制度”并可以根除----也许它本就是人类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分子,永远无法消除,并将在最终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这征兆,我们在今天已经可以看出: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千次的核武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对地球的污染、因人类道德沦丧爆发出来无法治愈的世纪疾病“爱滋”……鲁迅正是因为看到了人类的这种难以根除的劣根性,因此才感到深深的绝望,“救救孩子”的呼声之后才不是一个“感叹号”而是“省略号”。在他看来,这呼声俨然如将封闭在无法打破的铁屋子里的将死之人唤醒,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的痛苦。 然而鲁迅始终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勇士,即使他内心中已经感到绝望却仍然站起来进行绝望中的反抗。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今天也并非全部灭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在呼吁保护地球、建立绿色家园,有人在“以笔为旌”,寻找人类的终极价值……虽然这呼声十分微弱,但却令人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最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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