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招办：什么样的大学能培养出领袖人才

耶鲁大学校徽上书写着“光明与真知”几个字。前任校长理查德·莱文曾说：“教育人们服务于社会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集中于掌握实用性的技能。耶鲁追求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广、自由的教育面，而非狭窄的、职业性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具备领导才能和服务意识。”

北京大学校徽突出一个办学理念——大学要“以人为本”。北大原校长许智宏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许多毕业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

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1869年至190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从根本上使哈佛蜕变为现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清华大学校徽是由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外环上下是英文校名；中环左右并列着“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个词组，它们出自《易》乾坤两卦的大象辞，最先是1914年由梁启超先生在清华演讲时提出。前任校长顾秉林在2003年任职致词中正式提出清华精神为“爱国奉献、追求卓越”。

领袖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政治领域的精英，尽管它包含了这一群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领袖意味着在各行各业里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他需要有坚定执着的信仰和理想，博大深邃的思想和想象力，在面对复杂问题而其他人束手无策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形势，迅速地指明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凭借巨大的感召力激励带领一批追随者，坚定不移地向既定目标努力前进，不断攀升一个又一个人生和社会的高峰，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业绩，为国家、民族、世界乃至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政界、学界、商界、艺术界乃至一切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引起巨大关注的领袖人物。

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设定这样的培养目标，也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实现这样的目标。那么，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培养出领袖人才？综观培养出大量领袖人物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东京大学等，几乎都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综合性大学

首先，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综合性大学。这和以培养工程师为主的工科大学完全不同。前者培养领导者，后者培养追随者——这里的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分类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也不意味着谁更优秀，仅仅只是一个性质上的分类。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科特点的分类。也就是说，由于客观上存在着理科和工科的不同学科特性，决定了综合性大学更容易培养领导者。如果工科大学也要培养领导者，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当然这绝不是绝对的。

让我更清晰地阐明我的观点。托马斯·库恩曾经正确地指出，常规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解谜，“即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预期，这就需要解决各种复杂的仪器、概念方面以及数学方面的谜。成功的人，证明自己是一位解谜专家，而谜所提出的挑战正是驱使他前进的重要力量。”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出发的演化过程，其各个相继阶段的特征是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假定自宇宙诞生以来，世界处于黑暗之中。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好比手中擎着一盏明灯，要去照亮眼前的“无知黑幕”。每照亮一片，人类文明就前进一大步，就越接近于自然界的“终极真理”。科学研究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对原始蓝图的更完善的实现——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要求从事理科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必须强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

创新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生命源泉。工程师则恰好相反。他的任务是制造，不能强调创新，必须根据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去设计图纸和方案，然后严格按照这些图纸和方案去制造出实实在在的东西。工科强调的是一丝不苟的执行力，一个螺丝钉都不能安错地方。如果从事工科的人也强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给你一套图纸，你说不行，我要进行创新，那么盖好的楼、修好的桥很可能就会塌掉；造出的汽车可能发动不起来，或者发动了停不下来；发射塔上的火箭可能就会爆炸。当然，工程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图纸和方案进行修正，但那不能被称为创新，只能是革新。创新是根本性的变更，革新只是技术上的变化。

从教育培养角度看，培养科学家和培养工程师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轨迹。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理科思维强的人比较活跃但失之严谨，工科思维强的人非常严谨但稍显刻板。事实上，活跃和严谨这两种性格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长处和短处而已。作为领导者，需要的恰恰是活跃的思维和创新精神；作为追随者，需要的恰恰是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不折不扣的执行力。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说，听话，出活，这是工科的特点——更关键的问题是听谁的话，出什么活。一项事业的成功必须依赖于这两种人的共同努力：领导者提供方向和原动力，追随者贯彻实施。

有人会说，既然这样，如果我们要求理科的人也具有执行力，工科的人也具有创新精神，不就两全其美，培养出最优秀的复合型人才了吗？从理论上说的确是这样。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这样的人将是非常罕见的领袖人物。我经常要求学生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要求理科的人具有执行力是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而要求工科的人具有创新精神则非常困难。这同样是由学科特点决定的。一般而言，严谨可以训练。一个思维活跃的人想要变得更为严谨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小事做起，每一件事都一丝不苟地完成，训练几年就会养成习惯，习惯就可以改变性格，尽管真的做到这一点也极为艰难。但创新精神从本质上说不可训练，它只能靠熏陶，靠感知，靠培养——所以本文的标题叫“培养领袖”而不是“培训领袖”。领袖气质只能被培养，而不能被训练。

其次，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为培养领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领导者，必须视野宽阔，能够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大部分人看到的是昨天和今天，少数人能看到明天，只有领导者能够看到后天。见多才能识广，居高才能临下。张艺谋是艺术界公认的领袖之一。当被问及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时，张艺谋的团队评价说，这是因为张见过了最好的东西，所以他知道什么叫最好。只有具备广阔视野，你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看清事物的本质，迅速辨清方向。这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必须具备的优秀素质之一。毕竟，未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充满了变数。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不可能指望用十几年前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去应对当下变化的世界——事实上，也无法应对。

因此，你必须学会用宽广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综合创新的思维去解决问题。为什么领袖人物大多出自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关键就在于，齐全的学科为你提供了多学科的广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不同角度和思路。你见到的越多，你的思维就越开阔，你在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问题时就会越有办法，你就越具备成为领袖人物的潜质。

人文精神传统非常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学

第三，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人文精神传统非常深厚的历史悠久的大学。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创新精神和宽广视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是，你必须对你所从事的事业充满激情，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世界级魔术大师胡安·达马利兹在回答是什么使他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时候，他说，是激情，是渴望看到观众在表演结束时眼中流露出的不可思议与赞叹，是渴望带给观众快乐的使命，就像是在体内燃烧火焰，并用这种火焰去感染别人。其实，岂止是艺术界，在任何领域，一个领袖人物都不可能只为自己而存在，他必须为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群服务，在这种服务和献身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缺乏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理想的人，既不可能提出什么伟大的思想和理念，也无法感染激励周围的人追随他一起为一个目标而奋斗，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领导者。也许他会赚很多钱，也许他会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和幸福的家庭，但他只能是一个追随者，充其量只能位居高端，而不可能位居顶端。

那么，历史上缺乏人文精神传统的大学能不能使自己变得更人文一点呢？可以，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历程，其漫长度需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衡量。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传统，不可能通过在短期内建立一些学科，引进一些人文教师，开设几门人文课程就可以实现。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场域，要靠几代人一点一滴的心血和智慧凝结而成。这的确是非常艰巨的任务。那些培养出大量领袖人物的世界一流大学是通过集合了在各个领域领先的学者和科学家才有了现在的地位。这同时也需要时间。哈佛和耶鲁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达到牛津和剑桥的水平，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两者均建成于1892年)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获得了世界级一流大学的赞誉。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亚洲大学——东京大学，建成于1877年。

现在，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中国大学正在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力奔跑。这是我们的民族梦、中国梦。我们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有朝一日，当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中有不少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当中国的毕业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就职都能以其实力赢得肯定和信任；当中国学者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赢得国内外同行发自内心的尊敬；当他们解决了国家急需的重大问题，并起到创新人类文明、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当提到这些培养毕业生的中国大学时，无论师生、校友，还是同行、朋友，世界各地熟知或不熟知的人都能由衷地肃然起敬，那时的这所中国大学，应该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我们的祖国也将因此而更加强大。

秦春华(作者系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