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媒体的报道，听听坊间的议论，看看部门的督查，我们或许以为，征地，拆迁，“被上楼”，“黑截访”，群体性事件，压力型维稳，都是基层干部惹的祸。其实，板子还不能仅仅打在他们身上。
倾听乡镇干部这番苦涩的感慨，我们应该警醒。它所埋怨的、诘问的，不仅是舆论监督，更有政策设计、考核制度和领导作风。
我们时时号召深入基层，贴近基层，其实，乡镇干部更需要的是认识基层，理解基层。我以为，更为根本的，是尊重基层，关心基层。
当一些政策实施难以被民众接受甚至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弹，我们在批评基层干部贯彻不力的同时，有没有反思，这些政策的设计是否适应民众的需求?有没有考虑实际操作的问题?相关的实施细则是否配套?
当我们重复“上面的经都是好经”，“都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的同时，有没有反思，是否也有上面的经就是代表部门利益、政府一厢情愿折腾基层的假经、歪经?如一些地方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乡村平坟复耕遭遇农民强烈抵制事件，所依据的不就是以“推进殡葬改革”名义下发的文件吗?
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为推进建设农村新社区、万亩现代农业园和土地规模经营户而动员农民大面积流转土地、住进高楼之际，一方面红头文件、领导讲话都是“一定要尊重群众自愿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对基层干部下达硬性考核指标，定人，保量，限期，还有种种严苛的问责，和波及亲属的株连。你让基层干部何去何从?
当一些任务指标落实普遍受阻而强制推行又导致变形扭曲，我们在批评基层干部工作软散的同时，有没有反思，究竟是基层干部素质能力偏低，还是上级任务严重脱离实际?
一味地秉持GDP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模式，就不免或是逼迫、或是诱导基层干部以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以短期行为炮制形象工程。如一些贫困地区出现“扶强不扶弱”“扶富不扶贫”的异化现象，基层干部自然难辞其咎。
但是，他们也有苦衷：上级每年都要考核，完不成就要扣分。贫困程度深的农户，即便花了钱也很难迅速脱贫，而扶贫资金投入后若不能很快产生效果，必然影响考核成绩。
当上上下下为落实“八项规定”狠刹公款吃喝而不少地方仍然有禁难止杜而不绝，我们在派出多路人马微服暗访甚至动员鼓励宾馆饭店服务人员有偿举报，有没有往深处思考：我们在公务接待方面有没有一个可操作可监督的标准?
就拿泰州因为“豪华宴请”造成“群众围堵事件”来说，一桌饭2000元左右，究竟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进而，如果不着力于深化资源分配、转移支付、公共预算和干部任用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八项规定”在基层又如何能收到长效?
当我们看到媒体监督曝光出来的基层干部贪污腐败、粗暴行政和违法乱纪等现象，便油然生出当官的都是“歪嘴和尚”的“脸谱化”印象，何妨再去读一读“最美基层干部”的新闻报道?
因公殉职年仅33岁藏乡干部菊美多吉、“森林卫士”樊渭、勇啃拆迁“硬骨头”的张国强……用奉献诠释忠诚，用平凡演绎最美，他们是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何妨再去听一听被免职引热议的芦山县副乡长杨成毅的朴实心声?新近在地震中因“作风不实”“擅离职守”被就地免职的杨成毅，“自从地震发生以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洗过一次澡，没吃到一顿大米饭。”
接到免职通知，不但不发牢骚，反而提出继续参与救灾工作的请求。“我接受这个处分，但我不后悔，我尽力了”， “官位子不要紧，只要能服务就好”。杨成毅们是我们更为熟悉的普通基层干部。
乡镇干部扎根于乡土，与乡亲们有着血脉的亲缘，服务于民众，又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白加黑，五加二，是他们工作的常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红旗黄旗，一票否决，是他们肩上的压力。芝麻大的官，巴掌大的权，无限大的责任，是他们面对的困局。工作条件差，生活待遇低，任务特别繁重，提拔机会又少，是他们内心的焦虑。
直接呼应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和日益强烈的权利伸张，直接求解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基层一线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是他们最难的考题。
“基层真苦，基层真累，基层真危险!”是外界对他们生存发展状况的简洁的评价。
理解基层，尊重基层，关心基层，就应还原基层干部的真实形象，加深对基层实际的了解，增进对他们工作的认同;就应关怀基层干部的进步成长，为他们从“压力型”的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创造良好环境;就应提高基层干部的治理素质，热诚地帮助他们转换发展理念，增强发展本领;就应做好基层干部的工作表率，像中央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求的那样，率先“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基层干部放好样子，带出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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