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一种夸张的表白，还是被现实扭曲的青春的真实写照?似乎难下断言。但显见的是，它表达了一种诉求——每个人都渴望有保障的生活和有尊严地活着。
今天刊发的这篇报道，讲述的也是一些年轻人的真实故事，他们“死磕”编制令人动容又惋惜。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放下这份情结，心怀激情去闯荡;更希望社会能创造更多的机会和保障，让“公平的舞台”取代“诱人的编制”。
“2月：银行报名;3月：省属事业单位报名考试;5月：省公务员报名……”这是一张贴在墙上的“机会清单”。它的主人叫张海，一个毕业近两年还在“奋战编制”的年轻人。
在他的身边，这样的朋友很多。外人称他们是顽强的“考碗一族”——“吃编制饭”被称作“端金饭碗”，他们则自感“活得麻木不堪”而欲罢不能。
今年各省市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相继拉开大幕，张海说得夸张：“这是最后的希望，考不上这辈子就完了。”
“你闭着眼睛抓一个问问，绝对是考试的”
为备战今年的考试，大年初六张海就从老家赶到甘肃省天水市，制定新一年的复习计划。“我都不算早的，一些准备国考面试的人过年都没回家。”他说。
张海租的房在天水师范学院对面，是老式院落里的一间民房，只有13平方米左右，里面摆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简单的厨具。屋子在阴面，没有暖气，又潮又冷，一进门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
这间院落里有13间这样的屋子，很多都是用隔板隔成的房间，但即使这么差的条件，依然供不应求，且租价比其他区贵150元左右。张海告诉笔者，其中6间里住的全是跟他一样复习考试的人。“大家选择租在这儿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每年公考、事业单位等的培训课都在附近;二来，师院是市里唯一的本科院校，学习氛围比较好。”
随着这些“考碗一族”的大量涌入，这一带也开始“脱胎换骨”，从以前大肆售卖计生用品的“红灯区”变成了现在的“复习区”，家家户户都做起了租房生意。“你闭着眼睛抓一个问问，绝对是考试的。”房东张女士说。
学习环境是好，但对农村出身、家境一般的张海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一年光房租就要5000多，加上生活费、培训费大概得2万元。”也正因为此，他说自己觉得很对不起家人，从2011年到现在辗转多个城市，参加了大大小小19次考试，花费了近5万元，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民房里其余5位的情况大致也都相似，对门的小胖更被大家戏称为“考神”。已经第3年蜗居在此奋战的他现在逢试就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三支一扶、村官……”他扳着指头告诉笔者，今年他还考了教育学的研究生，目的是“曲线救国”。
辛苦的备考让他一度低血糖，还在医院输了两周点液。但他说这些都无所谓，住在这的人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压抑。“老马还曾轻度抑郁，逛了趟‘三医院’(精神病医院)。”小胖坏笑着说。
小胖口中的“老马”，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其他人最小的也有23岁了，本应是初涉职场开始奋斗的年纪，却被这场旷日持久的“编制战”消磨了所有的激情和斗志。
老马说每年的同学聚会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平日也最害怕在路上碰见熟人。“不知道说什么，打个招呼感觉脸都在抽筋。”
“真觉得没脸见，农村像我们这么大的都当起爹养活一家人了，我们还像寄生虫一样，花着父母的钱。”张海苦笑道，曾经他们都还是村里响当当的大学生。所以，现在每次回家，他都坐最后一班车，深怕听见村里人的风言风语。“活得跟鬼一样，见不得人。”
“取上了”，这个最实诚的事还没发生在他们身上
有人说，目的地不同的人一起上路，注定谁也到不了目的地。但他们不是，他们不仅有着同样的目的，还有几乎同样的经历，虽然最后未必人人都能到达所期待的那个目的地。
为了这个目的地，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三点一线：师院—房子—菜市场。早上谁先起来谁就是大伙的“大公鸡”，最早洗漱完毕的人要先赶去图书馆占座。“一般不能超过7点，不然就没(座)了。”张海说。
而每天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晚饭后的“扫荡菜市场”，因为“那个点的菜最便宜，还能淘些水果吃”，有时候他们还会比赛谁捡的便宜最多。“要是淘到鱼啥的大家隔天就会搓一顿，喝点酒。”他说。
他们每天的生活重心集中在图书馆，申论、行政能力测试是反反复复必须要学习的，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休息，神经基本都是为这几个字绷着。平日，晚上11点熄灯才会离开图书馆，路上还不忘就热点时事问题唇枪舌剑一番。“但说着说着就会跑题，聊聊女人啥的。”小胖笑言。
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有24岁了，但他们中只有一个在谈恋爱。张海和以前的女友相恋4年，两人从大三就开始奋战公务员，结果女友一次就考上了，“等了我一年就分了，谁让我这么怂呢”。
每次考试成绩出来不理想的时候，他们几个都会高喊“屡败屡战，越战越神”，这是他们的对内宣言。小胖说，“过了”“不过”这些词，以及这些口号都是空洞的，因为“取上了”这个最实诚的事都还没发生在他们身上。
虽然每个人都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但唯一让他们欣慰的是，现在几个人能住在一起，也算惺惺相惜。“抱团取暖，谁也不会笑话谁。”张海说。
“老辈人认为，读了书就该有‘身份’‘地位’，而仕途是最佳选择”
“没参加过公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当问起为什么要这样坚持的时候，小胖首先想到的是这句话，这是当年毕业时班里的流行语。他学的是中文，201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据他回忆，当时班里34个人除了12个考研的基本都报考了公务员。
在他看来，追求编制不乏跟风者，但更多的是因为“没得选择”。毕业人数连年上涨，就业压力连年剧增，而文科生更是招聘会上的“冷馒头”。“何况大学里都学得一塌糊涂，很多人在浑浑噩噩中过着，学习能力、实践能力要啥没啥。大企业进不去，小企业不屑于进，最后抱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想法，大家的选择也都集中到了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待遇好、福利高、有保障。”
与小胖不同的是，张海从上大学开始就明确自己将来要从政，原因是吃上公家饭是他们一家人的期望。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从小就是爷爷嘴里唯一光宗耀祖的可能。在不菲的考试成本面前，他曾想找份临时工作给家里减减压，结果爷爷听闻后一顿臭骂，深怕他“入错门道，走弯路”。
天水师范学院心理学副教授李梅告诉笔者，这种偏爱主要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在作怪。“老辈人认为，读了书就该有‘身份’‘地位’，应该高人一等，而仕途显然是最佳选择。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身上承载的希望更大，当了官才能光宗耀祖。更何况中国当前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先找熟人帮忙，当官掌控资源，就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了。”她说。
另一方面，“像天水这样的小城市，企业本来就少，好企业更是凤毛麟角。很多企业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招人也偏爱于技校、高职毕业生，因为上手快、成本低。本科生、研究生反而不吃香。”天水海林长高级技术工程师郭琦说。
而且，企业培训、晋升等机制大多数都不成熟，教育、医疗、退休保障上也都不到位。“职业长期发展的机会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也好，家长也好，都希望能进到有保障的编制内。”郭琦进一步解释道。
对此，小胖深有体会：“很多企业我们进去比不上技校的，月工资才1000多，连基本的生活开销都不够。何况很多是家族企业，工作气氛乌烟瘴气，晋升基本没戏。”也因为那次两个月的车间工作经历，更坚定了他“死磕编制”的决心。
为了祈求新的一年考试顺利，他们6个人还去了当地最灵的伏羲庙祈福纳祥，每人求了一个平安符。“取上了拜春哥也行。”小胖开玩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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