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在一些政府预算中，“其他支出”数额巨大，在一些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能占本级支出的40%左右。典型的例子是，某市2011年一般预算支出中，按功能分类，“其他支出”达146亿元，占总支出的11.6%，仅次于教育支出。
预算中“其他支出”竟占比四成，可见地方花钱是多么“灵活”。就常理而言，该花钱在明处的地方都在预算中按惯例列支了，剩下突发和不可预估的，才能在“其他”项目中另处，那么，地方哪来那么多“突发和不可预估”的花钱项目呢?按惯例，项目支出属临时性支出的，一般用于应对可预见的突发事项，各国大多远远低于基本支出。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推断：正因为“其他支出”具有隐身衣效果，才会让各色三公浪费以及介于“消费”和“浪费”之间的灰色支出，终于有了埋单的空间?而现行预算法偏偏又规定，年度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于是更放任了“乱花钱”。
预算上的纠结，直指三公消费的约束问题。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指出，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这一数字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驳之，认为“每年三公消费没有9000亿元这么多”。但无论怎样反驳，实际花费也是个天文数字。并且，不少政府收入并没有进入财政预算。
花了多少钱，这个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关键在于“怎样花钱”的程序未必明朗。这些年，地方在民意倒逼中，羞答答掀起了预算公开的盖头，但也正因为这种“公开”缺乏顶层设计，就像官员财产公示一样，长期处于“试水”和“摸石头”的阶段，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只是各家掌控各家的“火候”，最终结果是“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到”。财政超收部分“自说自话”，于此之上的预算审查、预算约束便形同虚设。
项目支出的问题、预算外资金的问题，是预算中的核心“顽疾”。好在目前，财政部正在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作准备。同时，根据预算法修改工作进度和立法计划安排，财政部也已启动了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已经完成了初稿。但愿预算公开的内容和程序、包括“其他支出”等项目设置的规范，能从新法中获得制度性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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