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一流大学任重道远 难度超改革开放初期企业

高校国际化新关口

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定任重道远，其难度较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开放前，我国内地企业无一家进入《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而在2011年，已有61家企业榜上有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这份荣耀，能否在中国高校身上重现？

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是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竞争能力和水平的重大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十二五”时期，高等学校加大和深化对外合作正处在一个历史新起点和机会新关口。

面对重要的历史时期

《纲要》在明确目标任务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支持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建设和发展继续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跨越和进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特别是全球经历了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合作机会前所未有。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的声音，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积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我国正处在加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新时期，增长潜力巨大，各种社会需求持续旺盛。加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各个领域的积累，使得发达国家在经济等方面与中国合作的事务，在近一个时期明显增加。

仅以出国留学人员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78年至2010年我国各类出国人员总数达190.54万人；2010年达28.47万人，比2009年增加5.54万人，增长率达24个百分点。

所有这些都表明，高校的对外开展合作迎来了历史新机遇。只要我们把握得当，合作双方都会取得重大成果，并会使我们处在有利并能主动作为的合作态势。

在这一重要历史机遇关口，必须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坚定不移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虚心向别人学习求教，尽快缩小教学、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使用等方面的差距。通过对外开展合作，抢先进一步打下及形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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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大学任重道远

学界一般认为，从已有的历史进程看，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以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和萨莱诺(Salerno)为最早，是所谓“中古大学”之原型，始于12世纪。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期才艰难问世，以1895年建立的北洋大学和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为代表。

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西方现代大学，经过“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发展，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世界上无可争议的一流大学地位。而且，以世界科学中心与世界一流大学相伴而生的历史事实，彰显了一流大学的独特功能、作用和品格。

据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的研究，近代科学活动的中心从意大利开始，到英国、法国、德国至美国，经历了几次转移，而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志的高等教育活动中心也发生了几次转移。

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科学活动中心与高等教育活动中心的转移，以及国家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和效应上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

改变世界的科学巨匠也往往诞生于一流大学：哥白尼曾就读于博洛尼亚大学，伽利略则求学于意大利比萨大学并在该校和帕多瓦大学长期任教，维萨理获得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他们三人分别奠定了近代天文学、近代物理学和近代医学的基础。

12～13世纪，英法先后创办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英法逐渐成为世界高教和科学研究中心。牛顿、达尔文都是剑桥大学的学生，牛顿还长期担任剑桥大学教授；《血液循环论》奠基人哈维是剑桥大学的医学学士。法国在18世纪中后叶涌现出一批诸如数学家拉格朗日、物理学家居维叶、化学家拉瓦锡等科学巨人。

19世纪初，德国先后办起了柏林大学、布雷斯劳大学、波恩大学及慕尼黑大学等，使德国的高教和科学研究获得跨越式发展，其在当时科学的主要领域都居于领先地位。与之相适应，德国的一批大科学家群体应运而生，包括近代地质学创始人洪堡、数学家高斯、化学家李比希、物理学家亥姆霍兹、植物学家施莱登等。

19世纪中叶，美国借鉴英、德的模式和经验发展大学教育，1876年创办的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率先将研究生培养与科学教育结合，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这种模式后来被各国著名大学纷纷效仿，美国也逐步成为高教聚集之高地。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吸引了欧洲及世界各地大量科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丰收黄金期，公认的世界著名或一流大学，美国占了一半以上。自1945年以来，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约80%为美国人，其领先优势非常明显。

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定任重道远，其难度较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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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企业的国际化经验

我国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建设，应从国内企业在国际化的探索经验中获益，并积累经验，聚集力量。可借鉴这些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和“多层次、全方位”等成功的国际化战略，并在实践中形成我国高教国际化的特色。

在当前阶段，“引进来”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医等教育和科研的水平，处于“西高、我低”的大格局中，并非短期内能够改变。

世界通行的大学两大全球排名机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和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发布的全球前20位的大学排名中，中国无一所入选。由此可见，“引进来”十分必要，更有可能。

首先，应借鉴企业的“引进来”，从“独资、合资、合作”入手，以低成本优势为基础，以“大进大出”为导向，以市场换技术为策略，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从高校的特点和使命出发，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指引下，有条件的高校实施“引进来”。

其路径包括：通过在境内合作办学，以国内名校优势资源为基础，以教师团队交流、学科教学和科研人员及研究机构的跨国合作为导向，以长期办学、科研合作为首选策略，提供优惠条件，在合作办学实践中，逐步厘清“政府教育行政与高校自主管理”的相互关系及边界、高校管理“校长行政主导与教授治校”的相互关系及边界、高校内部“教师主体与学生中心”的相互关系及边界、高校价值“学校发展、院系发展与教师发展、学生发展”的相互关系及边界，为解决好高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大胆探索，奠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坚实的内外基础，为大学发展构建更为科学和更可持续的动力机制。

其次，要借鉴企业“引进来”战略经验，通过“引进来”形成新的增量资源，极大地提升改革的力度、针对性和有效性，减轻改革的阻力，促进存量的改革突破及全面推进。大批国有企业打破长期存在并认为天经地义的“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等深层次难题，就是在“三资”企业市场竞争力和企业与职工效益倒逼下主动自我改革完成的。高校现今诸如薪酬和职称双轨制、教学和科研双轨制、引入人才和原有人才的双轨制等，既是传统体制的沉淀，又反映出时代改革之印记，亦有前后任领导改革举措的差异。不尽一致的探索积累和人事变迁的交织，使得存量改革既必须有理性的顶层设计，更应该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样板。增量改革的到位及其效果，是“引进来”合作办学的使命，应该发挥“鲶鱼效应”，促进高校自身加强改革的自觉性，尽快形成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所需要的内部机制及文化氛围。

第三，鼓励各地方及各类高校在“引进来”的大格局中主动作为，这会进一步释放社会潜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这也是企业在“引进来”进程中一个成功的经验。

第四，“引进来”时，充分发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优势，这是我国企业实施“引进来”又一成功经验。不妨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特别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人民群众和社会氛围普遍认同开放带来的变革及调整，各种承受能力包括社会和个体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等特点，探索出一条新路，鼓励广东大胆探索，先试先行，继续发挥排头兵率先试验的作用，在高校国际化上积累更多经验。(黄瑞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