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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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为亲民之官。裁决攸关民众权益，影响政府公信甚巨。故用人一端，慎之又慎。民国肇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高瞻远瞩，要求“所有司法人员，必须是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方能充任。”
1913年，梁启超走马上任司法总长。《申报》报道：“任公于司法之黑暗，久不满意。此次入阁，即抱定改良宗旨，拟以积极的方法创建法治国模范。其入手在乎除积弊选贤能。”六大司法施政方案，首推厉行考试，以免幸进。
斯时，法治热潮勃兴，司法理念剧变。往昔天经地义的司法与行政不分，地方长官兼理司法体制，日趋过时落伍。而法政教育，在科举废除后，一枝独秀，呈现爆炸式增长之势，为法官考选提供庞大人才资源。据统计，1912年到1925年，法政学校占全国高等学院四成左右，在校生比重更是高达半数以上。
北洋政府一成立，司法官考选成为重中之重。1915年6月，《修正暂行法院编制法》出炉，明确规定推事(法官旧称)及检察官，需经考试合格，方可任用。此后，举办正式司法官考试5次，举凡考试资格、内容及程序，影响深远。
同年9月颁布的《司法官考试令》，规定应试人员资格积极与消极要件。青睐受过法律专业教育人才，“海龟”人才，更是欢迎之至，经司法官再试典试委员会过半数之议决，可以免试录取。但犯有五等以上有期徒刑，禁治产或准禁治产宣告之人及破产人员，则不得应试。为了慎重起见，考生须有当地司法官或文官，担当出保人作保。
司法官考试分为甄录试、初试与再试。通过上一关者，方可进入下一关。首关为笔试，考察国文及法学通论。初试环节，笔试考察科目有宪法、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国际私法十科。口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五科。再试环节，笔试以诉讼案件为题，考生详述案件事实及理由，拟具判词作答。
以第三次司法官考试为例，1919年7月底，连考两天。京师考场，甄录试国文试题分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论”，“孟子论皋陶执法张释之论犯跸，是否合于法治国之法意，试评论之”;法学通论题为“问法学用语者有仅称为法者、有称为法律者、有称为法典者、有称为法规者，其意义若何有无区别”，“英国法系认判决例有法律之效力、大陆法系以判决例为法律之渊源，试论其得失”。
江苏考场，重视现实问题，国文题为“拟声明领事裁判权于中国有害、于外国无利，提出国际联盟理由书”，法学通论题为“司法部对于下级审检厅之训令，是否为法律解释，其与大理院(最高法院)之统一解释法律权之异同何在，试说明之”。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武汉考场，法学通论题貌似陈旧。为法律与道德区别及其关系;法律与政治之异同及其关系。今日《法理学》课本，依旧聚讼纷纭。国文题相当出彩，“拟大理院编订判例要旨汇览序文”：“拟司法部分年筹办添设厅监计划呈文”。
8月北京考场，举行初试。每科两道问题，如宪法题：人民之自由权是否得以命令加以限制;论统治权之本质及其作用。民法题，法律行为之无效及撤销之原因如何。行政法题，题题抢眼。官吏对于上官之命令是否有绝对服从之义务;关于出版之立法有预防主义及镇压主义之区别，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