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评论

在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有一则颇感欣慰的消息，“地震灾区高三学生24日在异地复学复课”，在距离高考已经不远之时，在高考还能够左右个人未来的今天，让高三学生快速复学复课无疑是一份振奋人心的厚礼。

不过，这份厚礼并不足以抚慰灾区高三学生对高考忐忑的心。

在高考公平愈加为人所重视的当下，让灾区学生快速在异地甚至是异地最好的学生复学复课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高考公平。在饱受家园被毁之痛，家人平安也成为牵挂之时，即使有最好的教室最好的教师，也代替不了原来平静的备考，“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将大大影响复习效率，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不公平。四川教育部门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妥善处理办法，这些灾区的孩子将极有可能在不公平的条件下参加今年高考。

虽然雅安地震涉及到的考生远没有2008年汶川地震那么多，但是同样是灾区学生，这一事实足以使他们同样呼唤高考公平。如果因为人数少，且目前对高考公平的呼声不高，教育部门就置之不理，或者等有媒体有学生提及才匆匆重视，这是对灾区高三学生利益置若罔闻的表现，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让笔者想起2008年那次特殊的高考。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高考怎么考引发广泛关注，最后选择了“单独考试、单独计划、单独划线、单独录取”的“四单独”政策，这一政策当时得到公众的充分肯定。那么，这样的政策是否适用于今年雅安地震后的高考，或者需要怎样的改进，这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对高考公平的尊重，也是对学生权益的尊重。

就这次雅安震后高考怎么考的疑问，笔者认为采用“三单独”方案：单独计划、单独划线、单独录取。招生计划可以按当地三年高考各条线的录取率来确定。只有“三单独”，才能还他们最起码的高考公平。

事实上，不管是已经妥善处理的汶川震后高考，抑或是亟待妥善处理的雅安震后高考，都属于“非常高考”，都应该有一个属于它的特殊高考方案，并且从制度的层面加以确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到出现“非常高考”，就出现为高考公平担心，发出“非常高考”怎么考的疑问，还高考最大限度的公平。因此，教育部有必要着手制订“非常高考”方案，并提交社会讨论，集社会智慧还确保灾区高三学生的高考公平，也还其他学生高考公平。

新闻背景：家长抵押房产为孩子报高考“豪华”补习班

婷婷是吉林长春市一所高中的艺术生。日前，她参加完清华大学(招生办)美术学院的艺考，回到学校顿时慌了阵脚，除了语文和政治，试卷上的题目，基本一道都答不上来。为了能让女儿短时间内补上文化课，妈妈张女士一咬牙，把家里的住房抵押了，贷款8万元，给她报了每月2.4万元的“豪华”补习班，让她最后一搏。（4月2日《新文化报》）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传统观念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情感上的，另一个是道德上的。作为“中国式母亲”的样本，在张女士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乃至一个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集成符号。透过她决绝的背影，我们在体味到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悲情之后，也可以从中观察到一条环环相扣的功利链条。

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将财富、声望和权力结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体系，具有很强的分析力和解释力。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鲜明反差，让人人热衷“争上游”，渴望成功地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然而，通往“上游”的渠道狭小而逼仄，高考在某种程度上说依然是许多人不得不走的“独木桥”。

不论是对名校资源的惨烈争夺，还是对课外补习的趋之若鹜，抑或是“幼儿园小学化”，在功利心态和炽盛竞争意识的裹挟下，教育早已成为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越贵越补，越禁越补，这种非理性的集体行为的背后，通常隐伏着个体深谋远虑的是非判断与利害权衡。

为了女儿的大学梦，单亲妈妈不惜抵押贷款，看似疯狂的举动，却有着自己的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抱着“宁可信其有”的狐疑心态，陷入“人补我不补”的囚徒困境……作为“教育经济”的一支，天价补习班有家长们的纠结与期待。

“贷款补习”说到底是家长焦虑的另类投影，当高考成为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乃至唯一途径，家长们便不吝重金乃至倾家荡产来提高孩子的分数。实际上，教育只是社会流动的一条路径，而并非全部。一方面，家长要消减焦虑心理，以理性、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孩子高考；另一方面，全社会也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让成才个性化，让成功多样化。只有双管齐下，才能避免类似的悲情。 杨朝清（知名时评人）

恩施州来凤县一所中学为考上清华的状元毕业生立塑像，在遭受一片质疑声后，这几天拆除了塑像。人们指责该校 “将教育的目的扭曲为分数为神”，感叹“这样的眼界和头脑，贻笑大方”。状元塑像是拆除了，但是塑像背后的“分数至上”情结何时能解开？农村学生何时能拥有成才的 “立交桥”，而不是尝尽学业的千辛万苦，挤在通往重点大学这一根独木桥上？

膜拜状元学生，到了为其塑像的地步，看似滑稽的举动，实则包含无奈与沉重。来凤县属国家重点贫困县之一，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4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该县农村贫困发生率达到42%，比全国平均高出25个百分点。对于像来凤县这样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讲，勤奋读书、考上大学依旧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最好途径。否则，他们只能早早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到沿海发达地区当打工仔、打工妹。所以，当地将有限的财力集聚起来，建“县中”，希望给农村学生铺设比较顺畅的升学之路。但是，因为背负太多期盼，学生们的升学之路大多走得艰辛——早上“闻鸡起舞”，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住宿生活半军事化管理，学生整天埋头书堆和题海，几乎没有娱乐、锻炼时间。每年高考时节，在这类学校，总会有一些“雷人”新闻曝出。例如，教室里张贴“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之类的励志标语；又如，一个班的学生在教室里边学习边吊氨基酸盐水。

少一点高考雷人新闻，就要切实为“县中”学生减负。减负，并不是喊几句“树立先进教育理念”、“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之类的口号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要从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做起。城乡差异导致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存在巨大差距，农村孩子能考上“县中”的很少，而能从“县中”考入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改革已进行了十多年，着眼于选拔学业出众且素质优异全面发展的学生。一个贫困地区孩子，如不能从小学开始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是很难全面发展的，也就很难进入自主招生的“法眼”。在这样“先天不足”的环境下，我们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县中出了一个北大、清华学生，学校和当地会如此大张旗鼓宣传。所以，我们应更多关注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基础教育，加大资金投入，健全师资配备，让教育的城乡差异不断缩小。

成才，并非只有考上名校这一条出路。边远地区的学生需要更多成才的“立交桥”。“县中”的大部分学生，会考入二本、三本院校或高职高专，如果有关部门能够给予这些院校更多的投入、扶持和关注，鼓励他们结合社会需要办出特色，那么学生从这些院校毕业也能顺利找到工作，得到较高的“教育回报率”。此外，在大城市得到很好实践的成人高校、专升本等升学制度，也可以在边远地区广泛推行。

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教育何去何从？8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评价“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等。如今，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且愈演愈烈。拆除状元塑像后，我们要思考：如何探索适合农村实际的教育发展之路，让农村孩子有多样的教育选择，有机会实现多彩的梦想。

如果职业院校办的跟211院校同样的水准，那么领导子女不读职校的问题还会是问题吗

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现在担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他称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职业院校从来不会是领导子女的选择，而只能沦为普通百姓孩子的无奈之举。这样的议题尽管是现实的一种真实，然而在阶层日益固化的背景下，这样的议题所激发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会偏离问题的本质。

很多人会因“领导子女”与“百姓孩子”这样严重被标签化的身份所触怒，认为这又是教育需要“拼爹”的一角。从教育不公的现象出发，这也是合理的解释。囿于身份的差异，领导子女借助各种不公的手段获取更多的教育选择，现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然而领导子女不读职校，并不全是身份的错。

身份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公，只是思考这一现象的一个视角。领导子女不读职校带给我们思考的更大视野在于，领导子女不去读职校本质的东西，指向了近十多年，职业院校急速发展背后与之并不匹配的教育水平和认知观念。

当前职业院校除了师资水平良莠不齐外，几乎每年都有职业院校在招生上采取不正当手段，以及毕业实习生成为一些企业廉价劳动力的丑闻。而关于职业院校的丑闻，社会将更多的目光投放在了学生的权益维护上，是不是遭遇招生欺诈，是不是在实习岗位上充当廉价劳动力，并没有对职业教育发展进行系统性的反思。于是，丑闻过去之后，依旧照着原来的路子进行办学。这也直接导致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同度较低，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去“正规的院校”就读，觉得上职校学不到东西，即便学好技术毕业后无非是蓝领，显得低人一等。人们对职业教育问题最为现实的认识是，“种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

这并非出于家长与学生对职业院校的无知，而是相当精明的选择。他们凭借着直觉就能判断参加职业教育学习能否“升值”。试想，如果职业院校不能比其他途径学到更多的东西，带来自身价值的提升，那么任何人在有其他选择的前提下是不会选择职业院校的，哪怕这样的选择是由领导这样身份带来的。

这是当前职业院校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然而，即便领导子女不读职校，但职业院校的前景却极为宽广。当前，“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文本将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作为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同样，新一轮的城镇化已经起步，在城镇化的带动下，我国尚有几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职业教育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处于战略地位。最为现实的机遇是，当前“技工荒”和产业转型升级，呼唤加快破解职业教育“生源贫血”，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实用技能人才。

在这样的机遇面前，职业教育能否抓住，根本还要看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俗话说：“有花蜂自来，强扭瓜不甜。”职业教育的基本价值就是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使学习者具有更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于是，职业院校的发展关键还是要在增强职业教育影响力上下功夫，切实改变人们的成见，不再像之前通过招生等手段耍花样，而是依靠教师和教学管理者素质提高来发展。

试想，如果职业院校办的...

正当高考生们分秒必争地为高考作最后冲刺准备之时，一篇关于中山某中学涉嫌高考加分舞弊的报道则大大刺伤了考生。此事件爆料者称，该中学多名通过定向越野比赛获得加分资格的学生，实际上从未参加过任何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定向越野比赛。

虽然近几年高校一直在扩招，但是高考这座通往美好未来的“独木桥”的身份依旧没有改变。千军万马赶高考，无论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或是紧张备战高考的考生，他们都将希望的筹码加注在高考之上，而高考中一分的偏差足以改变考生的人生。

设立高考加分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保护和照顾弱势群体考生的利益，弥补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然而，现实给了考生们响亮的巴掌，高考加分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同时也招来了许多虎视眈眈的硕鼠，最终沦为一些学校、权贵争相追逐、玩弄权力的游戏。高考加分造假行为并不鲜见，2009年重庆曝出的高考状元伪造民族成分的高考加分造假案仍记忆犹新，类似的造假行为光是被曝光的已让人目不暇接了。

针对网帖曝光的情况，中山市教育局只是轻描淡写回应了一句：事件仍在调查当中。这是否又是一件权利寻租、利益驱动的典型案例呢？一切定论都为时尚早，但是众多的先例已让咱们产生惯性质疑：是不是学校为提高升学率、增加知名度而增砖添瓦的又一“举措”呢？是不是权贵们挥金为子女前程铺路呢？从维护公平到千夫所指，高考加分一直以来都争议不断，呼吁取消高考加分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高考加分何以与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沦为了过街老鼠？加分是造就公平还是滋生腐败？虚假加分操作因其较为隐蔽且造假成本微乎其微，这也促使不少人选择“放手一搏”。久而久之，高考加分名额就如同注水猪肉，日益壮大的“体尖生”队伍便呈现虚假丰腴的状态。然而，层出不穷的造假行为已让不少人对高考公平性失去了信心。高分加分造假透露出的“利益至上”抹黑了教育公平，更是让百姓痛恨却又无奈。

高考加分的负面效应近几年来逐渐浮出水面，且不说加分造假为权力寻租提供肥沃的土壤，已被逐出保送条件的奥赛仍然余温未消，依旧与考生的课余生活如影相随，当知识仅仅被功利化为一种工具时，谈何素质教育。

从2014年起，广东高考加分项目就将从原来的23个锐减至6个。为捍卫教育公平，加分项目的“大瘦身”势在必行，但咱们的焦点更应该聚焦在剩下的6个项目上，只有监管到位，处罚严厉，才能贯彻教育公平的初衷。

3月16日，三大自主招生考试联盟“北约”（北大等11所高校）、“华约”（清华等7所高校）、“卓越联盟”（北理工等9所高校）自主招生初试同时开考，三大联盟囊括全国27所高校，今年首次出现考试时间“撞车”。这使得考生们更加专一，只能选择一个联盟参加考试。

按说，自主招生无可厚非，这既是我国大学体制改革的必要尝试，也是国外大学成熟的主要招生方式，是体现大学特色、实现学校与学生双向优选的有效手段。只是，在当前中国高考“江湖”中，由各个联盟割据鼎立的大学自主招生，似乎只是将统考模式照搬了过来，弄了个“小高考”而已，不仅毫无个性与风度可言，就连最基本的公平属性，也似乎难逾高考半步。

任何一所大学，都想招到最优秀的学生。如果基于这样的考量，“三大联盟”的战争似乎可以理解。可是，看看各路诸侯的“盟主”，都是国内招牌式的大学，他们大旗一举，天下来投，歃盟的也尽是些硬角色，唯独那些被边缘化的高校，该如何在联盟外的夹缝里生活？三足鼎立、合纵连横，风云变幻里，自我标榜一流的大学，沦为了乱世枭雄，异化为江湖丛林。

在这种格局中，学生难受，学校也不好过。一些名头不太响的高校不得不陷入哈姆雷特式的思索：加不加盟，加入哪个“盟”，这是个问题。什么高考公平，什么大学精神，统统现了原形。最名牌的大学用最赤裸的方式阐释了最原始的法则：物竞天择才是王道，生源就是一切。

鼎立之势已成，“三国争霸”开打。台下的“观众们”却不无担心：自招联考将来是否会削弱高考？高考的公平性能否得到保障？对此，各大盟主均没有明确表态。倒是教育部曾说过一番外交辞令似的话：“自主招生”一方面要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要体现高考多元标准的评价取向，不会成为“小高考”。可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内部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在该校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中，农村的不足10%，参加联考的，绝大多数是城市学生。

“自主”不是问题，问题是自主背后的特权。外部权力很容易干涉到大学内部的招生管理等环节，内部制度也很难制约少数人的权力寻租行为。据报道，在一些高校，这5%的自主权绝大多数被用作了“线下”招生收费。

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所需要学生的特点不同，所以，自主招生的精髓就在于“个性”。有个性的大学，通过自主招生招来有个性的学生，进而通过相互作用，使大学的独特精神得以光大，使学生的性格得以昭扬。然而，在丛林般的“大学联盟”里，这种个性还会得到呵护吗？秉持这种个性的学生会被选拔上来吗？基于这些最深层的叩问，大学招生联盟应该认真审视其存在的必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