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2001年，胡靖前往马来西亚留学。离校后，他选择留在当地的一所高校工作，直至2005年离开。如今，已是雅力留学专家首席执行官的胡靖，仍会不定期地去马来西亚。在他游历过的二十七八个国家中，马来西亚是他最喜爱的国家之一，那里的自然风光让他十分留恋。

中国青年报：在马来西亚待了近5年，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胡靖：马来西亚的自然风光不仅非常美，而且保护得非常好。有时我们会在一些岛上租条小船出海，船底是玻璃做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鱼在游。当地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普通居民下海前，都会叮嘱旁边的人，诸如“请不要碰到这些珊瑚”、“小心点，不要碰到这些鱼”等。他们觉得这些漂亮的东西要留给后代继续欣赏，所以不能伤害它们。

马来西亚东部有树屋，把房子建在树上是当地土著人最早的一种居住方式。虽然现在土著人都已跟上现代化潮流了，但是政府仍然把一些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

中国青年报：听说马来西亚有很多节日，你觉得什么节日最好玩？

胡靖：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节日也多。马来西亚光新年就有5个。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是5个新年的集中期：最早的是马来人的新年开斋节；之后是印度人的新年屠妖节，屠妖节很热闹，会有很多表演，他们起得很早，去庙里备好鲜花供奉；然后就是圣诞节和元旦；最后就是华人的春节。这些新年除了圣诞节之外，其他都放3～5天的假。

有意思的是，在马来西亚，国王的生日是节日，州长的生日也是节日，当他们的生日来临时，民众都会放假。

中国青年报：马来西亚不同民族民众的生活态度和习俗有什么不同吗？

胡靖：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主要民族之一。他们的生活态度非常乐观，生活状态很悠闲。多数马来人觉得工作很辛苦，如果今天有足够的钱，就会把钱花掉而不去工作，也不会去想第二天该怎么过。马来西亚政府会给马来人很多补助。马来人生的孩子越多，政府给的补助也越多。

但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华人就不一样，他们非常勤劳，能吃苦。华人普遍喜欢赚钱、存钱。华人在那里主要从商，也有一些华人从政，不过华人当政的多数不是政府的核心部门。

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不像北京、上海这么快。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和朋友喝茶、看球、聊天，非常舒适。

中国青年报：据说马来西亚是美食天堂，你应该深有感触吧？

胡靖：马来西亚算得上是东南亚的美食中心。多元的民族文化和饮食传统让各种各样的食物在那里荟萃。马来人最有特色的美食是椰浆饭，把饭、花生米、鸡腿、半个鸡蛋、小凤尾鱼干等搭配在一起，浸泡在浓椰浆里，然后再上锅蒸。

马来西亚华人最爱的是肉骨茶，里面有猪肉、猪肚和油条。肉骨茶的汤汁是由各种食材的料包做成的，有一点中药的味道。此外，马来西亚的沙嗲烧烤也很有特色，他们的沙嗲是甜的，我吃过几次后才能适应。

中国青年报：听说马来西亚有一个“灾难意识日”？

胡靖：马来西亚的“灾难意识日”是2005年设立的。2004年印度洋海啸时，马来西亚有60多人死亡。当初设立“灾难意识日”，更多的是缅怀因灾难而死去的人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少有天灾人祸的国家。他们设立“灾难意识日”也是怕生活太安逸了，反而会让老百姓疏忽灾难。因此，政府专门设立这样的一个日子，提醒大家即使在安逸的状态下也得有防灾的意识。(霍仟 来扬）

学生、家长越来越少 商业味儿却越来越浓

中介搅了国际教育展的局

本报记者 王烨捷

前不久，在号称北京规模最大、有400多所国外高校和教育机构参展的一次国际教育展上，特地从山东赶来观展的老杨夫妇小心翼翼，亦步亦趋。

“抱着很大希望来的，现在恐怕要失望而归了。”老杨说。这次观展，老杨夫妇是为女儿找“出路”：她即将结束在英国的本科学习，希望到美国申请读经济类的研究生。3个小时逛下来，手里拎了、肩上背了三四斤重的材料，老杨夫妇却连一所满意的学校都没有找到。

老杨责怪展厅里的中介太多、太烦人，夫人则抱怨没有“叫得响的好学校”来参展。而一个自称是美国排名前十的高校校方代表递上名片，开价3万元，承诺“肯定能给你女儿申请上”。

3小时的教育展之行给老杨留下最深的感受就是“一步一个坑”，“中介太多，陷阱太多。”

中国青年报记者粗略数了一下，此次参展的400多个机构中，有近60个中方机构，这些机构包括留学中介、国际学校、保险公司、银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

有趣的是，该项国际教育展很少向外界公布其历年的观展人数，唯有2006年有报道称突破3万人参观，称“创6年之最”。参展院校却在减少，2009年主办方对外宣称的参展院校超过500所，去年减少为400多所，今年依旧400多所。

一名在留学中介行业工作近10年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每年3月、6月、10月必去的几大教育展已现“颓势”，“来参观的学生、家长越来越少，发传单、找合作的中介越来越多。”

去年8月，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生张浩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在澳近一年的学习生活，让他感觉“痛并快乐”。

中国青年报：墨尔本大学以高质量的研究性教育著称，你感觉怎么样？

张浩：就法学院来说，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法学院给每个博士生都配备了研究基金定额，用来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调研。

墨大非常重视从实践中获取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而且有非常复杂细致的规范和标准，所有实证研究必须得到道德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才能开展。比如涉及第三方的实证研究，要确定研究项目不会对第三方造成影响，不能浪费受访者的时间，不能把研究者自身或第三方置于危险当中等。这种制度会避免很多风险，也会让学生对自己的研究有更深入的思考。

学校的各种辅助措施也很到位。比如墨大图书馆，每年会花近1700万澳元购买各种图书、网络资料。如果墨大没有购买某个资料库，或者搜不到某篇关键的论文，学生可以把相关信息提交图书馆，就会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找到相关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学生。

硕士生和博士生还可以享受澳洲跨图书馆借阅服务，有的专业甚至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跨馆借书。我的一个博士同学想借一本书，澳洲的图书馆没有，工作人员就从欧洲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给借过来了，学校负担所有跨馆借阅的费用。

我报到之后不久，法学院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跟我约时间单独见面，介绍图书馆的资源。我以为就是带我转一圈，没想到他根据我的研究方向整理了一个清单，列明墨大有哪些和我的学科相关的资源，哪些资源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我觉得非常贴心，帮助也很大。

中国青年报：说说那里的博士教育吧。

张浩：当地学生读博士不需要交学费，留学生一般申请奖学金，但竞争激烈。

墨大要求3年之内不准提交博士论文，提前提交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审批。据我了解，法学院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3年半或者4年提交论文，提交之后还要经过3个月的外审。所以想从墨大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最短也要3年零3个月。

在这里，第一年我们叫博士研究生候选人，过了第一年的开题答辩后，身份才能转换为博士研究生。法学院的开题答辩，需要完成论文一章的初稿，作一次公开的口头报告，参加学术委员会召集的评审会并回答相关提问。每名学生都配有一个独立的学术委员会，负责评估学业进度和答辩报告。

中国青年报：当地会汉语的人多吗？

张浩：我碰到很多汉语非常流利的当地人。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墨大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研究生交流互动学习小组。这个小组每年举办6次研讨会，供所有学科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同学交流互动。这个平台已经存在快10年了，协助培养出了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水平博士。

我感觉只要在中国待过的人，如果选择读博士，大部分都会选择从事和中国相关的比较研究。我认识一个澳洲同学，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云南侗族的大歌。她只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到中国，就被当地音乐吸引住了。当时，她连汉语都听不懂，但她在侗族的村庄里住了两年后，结果把汉语和侗族语言都学会了。她5年读完了博士课程，算很快的。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澳洲青年和中国青年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张浩：当地学生选择更加自由，读博士更多出于自己的兴趣。法学院很多读博士的当地同学，都曾在相关领域工作过很多年，...

本报记者 来扬

犯罪嫌疑人为“美国理工大学”招生准备的“话术单”。 本报记者 来扬摄

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题为《两百多名高管身陷假洋文凭骗局》的报道，披露了北京市海淀区破获了多起涉嫌利用国外假学历实施诈骗的案件。报道刊发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在燕园资源大厦4层办公地点的标牌也被取走。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试图联系假洋文凭骗局受害者了解其受骗经过，但多数受害者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近日，经相关案件承办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饶明党的协调，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上一位假洋文凭骗局的受害者范蓉梅（化名），请她讲述了受骗经过，并谈了她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他们的招生宣传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设置的”

范蓉梅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此前，她参加了所谓的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工商管理博士（DBA）项目的课程学习，并为此支付了近10万元的报名费和学费。但在学习结束后，范蓉梅和她的一些同学发现，他们所获得的博士学位证书只是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自行颁发的证书，而该学院本身并没有授予学位的资质，于是，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范蓉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犯罪嫌疑人在向潜在客户宣传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及其相关项目时，使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引导他们相信其宣传内容。

“他们的招生宣传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设置的。”范蓉梅说，“首先，一个教育机构是要在政府注册的；第二，它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资质；第三，它得有中国大使馆的认证。”

这种思维方式，或许是不少没有海外留学、生活经历的企业高管相信其招生宣传内容的原因之一。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等洋高校的招生宣传材料中看到，他们都会强调自己具有“权威认证”，例如美国州政府或州教育局的认可、美国高等教育学术评定委员会的专业认可、国际认证理事会的认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该高校的文凭认证，等等。

据雅力国际教育首席执行官胡靖介绍，在美国，管理教育的职责是下放到每个州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来管理大学教育。美国教育部并不认证大学，这与我国的情况是有差别的。同时，在美国成立注册一个大学较为容易，这就给“野鸡大学”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因此，虽然一些洋高校的招生宣传材料中宣称的“获得美国某个州的认可”等内容是真实的，但它们并不能成为其具有授予学位资质的依据。

“犯罪嫌疑人是在偷换概念。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并不是一家可以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而只是一个培训班。它确实有一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认证，但这一认证其实跟授予学位的资质风马牛不相及。”范蓉梅说，“然而，犯罪嫌疑人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用中文给你排列在一起，一些不了解教育培训业务的人很难去甄别它是否正规。他们一定会受骗的。”

为了进一步获取潜在客户的信任，犯罪嫌疑人还会向他们出示承诺书。

记者在一份2010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在中国的招生代理机构出具的承诺书上看到，其中有“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的名称系在美国纽约州合法注册的学府、非营利性机构”，“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具有独立颁发DBA学位证书的资质”等内容。承诺书还载明：“承诺人保证，上述承...

本报记者 来扬

“我们去公安机关报案，提的要求并不是说想把这钱追回来，而是希望揭穿骗术，采取一定的措施，让更多的人不要再上当受骗，让那些有热情继续深造的学员，能够从国家认可的正规渠道获取相应的教育资源。”遭遇假洋文凭骗局受害者范蓉梅（化名）如是说。

她不认同此前“受害人自身素质有问题”的评论。她表示，尽管确实有一部分学员是“奔着证书来的”，但多数来受教育的学员“真的是有一份受教育的诚心，也很认真”。

据案件承办人饶明党介绍，在涉案的339名受害人中，八成是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人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几份洋高校班级同学录中，外地企业高管的比例占了半数以上。

据范蓉梅介绍，她在听课中认识的学员，除了企业高管外，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刚硕士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而和她同班的3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来自外地。“远的有福建的、广西的，他们每次来上课都坐飞机往返，还要在北京住几天，成本是非常高的。”范蓉梅说。

“在企业当高管的这些学员，大多数不可能有时间再去脱产深造。”范蓉梅分析，他们自身有进一步深造的需求，愿意花钱去参加相应课程的学习。“至于学位，其实我们不十分看重。当然，如果有相关的学位，对我们来说何尝不好呢？”

“这么一批接受继续教育热情这么高的人被骗子骗惨了，现在好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还让这批人灰头土脸的，大家的这种情感你也应该理解，不愿意承认（被骗的事实）。”范蓉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她表示，自己和几个同学向公安机关报案，是希望能借此净化教育培训市场的环境，“把那些以合法外衣掩饰非法目的的公司彻底清除出教育培训市场”，“如果他们的违法成本不高的话，还会有人去效仿”。

“假洋文凭骗局暴露了我国教育培训市场上存在的漏洞，我希望公众能从我们的被骗经历中吸取教训。”范蓉梅说。

本报北京6月28日电

去年8月，深圳大学本科毕业生甄瑶，去往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攻读金融学硕士。近日，甄瑶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

中国青年报：在爱尔兰生活了近一年，你的总体感受如何？

甄瑶：爱尔兰的环境非常优美，树木到处都是，鸟儿在街上旁若无人地觅食。我经常一个人在街上走走停停，欣赏爱尔兰街道上一座座别具风格的小楼。那些小楼的颜色都很鲜亮，墙壁多涂成浅绿或者淡黄，有点童话色彩。门窗则四四方方，简洁大方。一条街望下去，感觉特别整洁清爽。

爱尔兰的环境之所以这么好，跟他们的环保意识有关。垃圾都是分类回收、分类处理的。另外在爱尔兰，倒垃圾要过秤交费，这也鼓励了人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爱尔兰是一个办事非常缓慢的国家，人们生活得很安逸。记得一次去Tesco(留学群 liuxuequn.com)买东西，我跑得有点快，一位婆婆还特意停住问我为什么这么急。她告诉我：“什么都来得及的，不必这么匆忙”。

中国青年报：爱尔兰人怎么看中国？

甄瑶：爱尔兰人比较和善友好，人与人之间非常和睦。我曾跟房东聊起中国，他说很看好中国。我接触的爱尔兰人并不相信“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有一天中国会主宰世界，因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非常有发展潜力。后来在学校，我们还遇到孔子学院的爱尔兰学生，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很好奇，比如“茶文化”、书法和刺绣。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独具魅力的艺术。

中国青年报：你的留学生活惬意吗？

甄瑶：留学生活没有想象中的悠闲，总有没完没了的小组作业、任务。有时我觉得抽空去趟超市都很奢侈，炒菜做饭就是每天的休闲娱乐。我们专业的人很刻苦，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生，我们经常会在图书馆遇上。

爱尔兰学生喜欢泡吧。他们嗜酒。我们中国人比较难融入他们的文化，我们时间很紧张，基本都在看书学习。有时语言也有很大障碍，很多时候中国学生不能清楚地表达观点，或者与外国人的逻辑不同，沟通难度挺大。在爱尔兰的中国学生不少，但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也在逐渐减少，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中国青年报：你在爱尔兰生活方便吗？

甄瑶：爱尔兰的公共交通没有想象的便利。都柏林的城市布局很分散，一般家庭都有私家车，公交车和地铁的数量比较少。市区内几公里的距离，坐公交可能要换乘两次才能到达。所以有时我们也打车，经常碰到奔驰之类的出租车。可能因为我们住在中产区，人们比较富裕，大街上到处是宝马、奔驰、奥迪。

爱尔兰的购物环境不错。果蔬很干净，牛奶、肉类也很新鲜，但是一过保质期就一定会坏，这个我觉得不可思议。在超市，特价非常普遍，人们也会抢购特价商品。很多大超市里都有“自助付款机”，结账很方便，比排长队的付款方式好得多。

中国青年报：听说爱尔兰人家庭观念很强，是这样吗？

甄瑶：是的。据说他们以前都不允许堕胎和离婚。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家庭观念很重，男人基本上都是下班就回家，还有很多几代人一起生活的大家庭，这在西方国家是很少见的。我们在街上经常见到爸爸照顾小孩，或者夫妇两个一起推着孩子们的温馨场景。夫妻或是情侣在一起一定是牵手的，非常浪漫。

中国青年报：爱尔兰的就业状况如何？

甄瑶：爱尔兰现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2008年金融危机前，爱尔兰被称为“凯尔特虎”(留学群 liuxuequn.com)，...

瑞士联邦是欧洲中南部的多山内陆国，面积41,284平方公里，人口约740万。洛桑市位于瑞士西南部，是瑞士第二大法语城市，有洛桑高等理工学院、洛桑大学等著名学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本科生朱江月，曾于2006年5月参加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赴瑞士的交流活动，游历瑞士各大城市。

同年8月又以交换生身份，在洛桑大学进行一个学期的法语学习。

中国青年报：说起瑞士人们就会想起名牌手表，那里的大学生戴名表吗？

朱江月：其实那里的学生也不是很有钱，一般不会去买名表。瑞士的公立大学集中在几个城市，很多人都是到家乡之外的城市求学，父母只给一部分钱，基本上要自力更生，所以大学生都不太宽裕，经常打工赚钱，比如给小孩子当乒乓球教练，或是做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一般戴swatch（瑞士产手表名称——编者注），名表除非是家长或教父作为礼物在特殊日子送给他们。

中国青年报：瑞士的大学生都喜欢做些什么？

朱江月：他们平时学习特别刻苦，到了周末就会玩得很High。大部分人每周至少会去一次酒吧，在那里喝酒、跳舞、聊天，或者开车去山上的holidayhouse（“假日屋”——编者注）玩。他们喜欢滑雪、滑冰，我在那里的校园里没有看到过篮球场。他们好像从来不打网络游戏，上网只限于查邮件、搜索和浏览信息，也许是更喜欢享受现实的生活和面对面的交流吧。他们的电子产品比如手机都比较破，但是他们不太在乎这些。有一点让我很诧异，就是男生、女生都喜欢抽烟，女生抽得更凶，有时觉得他们的生活有点颓废。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呢？

朱江月：可能因为瑞士太富有，他们一直生活得高枕无忧，就没什么斗志了吧。瑞士贫富差距不大，乡村的房子都是很新很好的。那里人口少，移民也限制得紧，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很多，竞争不像中国这么激烈，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想怎么享受生活。

我在洛桑大学加入了一个社团，叫AIESEC（国际经济商学学生协会），这个协会北大也有。要加入北大的AIESEC，需要经过3轮面试，他们那里却是什么人都能参加。我当时跟他们说在中国基本是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进这个社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中国学生想去海外实习很困难，但瑞士学生几乎想去就可以去。跟中国的年轻人比起来，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和动力。

中国青年报：据说瑞士的教育经费在政府预算中比重很大，瑞士大学的教育质量高，是这样吗？

朱江月：那里的大学硬件设施特别好。教学楼楼道里有很多苹果电脑，可以随便用。图书馆很大，馆藏很丰富。瑞士有两所联邦大学，一个在洛桑，一个在苏黎世，这两个学校的教学质量特别好。洛桑的叫洛桑高等理工学院，是爱因斯坦的母校，相当于中国的清华。那里的科技设备特别发达，大屏幕的苹果机摆满了教室，有很多高科技实验室，在楼道里都有智能机器人的展示。

瑞士是没有高考的，想去哪个大学第一年都可以去，没有任何限制，但一学年过后有一个考试，淘汰率大概为50％。很多人第一年就被淘汰了，不过还有一次机会再读一年大一，或是转专业，但如果学年考试还是不能通过就必须换大学了。瑞士的大学是三年制，第一年入学时可能有600个人学这个专业，到大三时可能只有200个人能拿到文凭。

在瑞士，大家不太注重分数，因为能毕业就很不容易了，只要顺利拿到大学的文凭就已经是社会的精英了，比如从洛桑高工毕业的学生可以去任何技术性的大公司。虽然入学不设限制，但学生们也不一定都往最好的大学扎堆儿，也要根据自...

梁欣程，大连理工大学赴日交换生

3月11日日本地震发生时，大连理工大学赴日交换生梁欣程，正在位于宫城县仙台市的东北大学学习。当时仙台市附近交通全部瘫痪，怀揣强烈回国信念的他，竟从仙台单车骑行19小时到东京。3月14日下午，梁欣程顺利登上回国航班，当天安全抵达大连。

中国青年报：地震发生时你在哪儿，害怕吗？

梁欣程：我正在学校图书馆写报告，突然整个楼晃动起来。第一次只晃了几秒，我没在意，几分钟后，开始连续震动。我想起之前的防震训练，就钻到桌子底下。后来楼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桌子产生很大的位移，书架上的书掉得满地都是。我心里开始发慌。

又过了几分钟，地震稍微小了一点，图书馆的警卫跑进来询问我们情况怎么样，然后指引我们从疏散路线离开。我学建筑，离开时特意观察了一下，图书馆的柱子和梁都没有裂痕，说明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就比较放心了。我当时心里还在想，等地震消停了，回去继续写报告。

学生们都很有秩序地被疏散到一个空旷的停车场。过了一会儿，我们远远地看到教学楼三楼的化学实验室起火燃烧起来。教学楼旁边的树林方向也刺啦作响，我扭头一看，毗邻的土坡几乎悬在了半空中，大块土砾分崩离析，沿着坡面滚落了下来，人群中有人大喊：山体滑坡了！

中国青年报：你是什么时候联系上家人的？

梁欣程：地震过后，通信就处于瘫痪状态，我很着急。大约晚上7点，我竟然接到同在日本留学的朋友的电话。之后我就不停地给家里拨电话，两个多小时以后，终于打通了。我赶紧告诉家人自己在这边挺安全，得知学校在询问我们的消息，我感觉很温暖。但后来就再也没有打通过电话。

那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国回家”。其实地震前我就预订了3月14日下午乘东京至大连的航班回国，没想到却碰上地震。当时仙台地区断水、断电、断网，JR线（国铁）、新干线、高速公路基本都停用了。从仙台到东京，正常情况下是6个小时的巴士车程。我想，骑车过去的话说不定能赶上航班！

中国青年报：你真不愧“千里走单骑”，沿途情况怎么样？

梁欣程：3月12日，我从仙台出发，绕过一个小山，到达村田区，然后从大河原上了4号国道。在村田区附近，我有点儿搞不清方向，就问了一位经过的日本大叔，他详细地告诉我哪条路封锁、哪条路依然通行，还耐心地给我画了一幅路线图，这张图我现在还保留着。

一路骑来，我只能用“惊愕”来形容所见情景。日本建筑、道路的抗震性真是太好了！楼房倒塌、损坏的很少，一些别墅看起来甚至完好如初，只有少量房屋拐角处有墙砖剥落。道路几乎没有变形情况，我看到的最大的裂缝大概70厘米宽。不过，山路崎岖，夜里的零下气温更让我冷得要命，由于地震毁坏了电力系统，国道上一片漆黑，我只有借助单车上微弱的灯光，艰难地蹬着脚踏板。

半夜3点多，我到达福岛市，看见那里依然供电，就简单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等天亮继续出发。我又骑了5个小时，到达郡山市的一处公路服务站，我看到很多巴士停在那里，就找去东京方向的车问能否搭车。

那些巴士平时都不允许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