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的自我完善之路

　　作者：冯唐

　　一个人在短短六十一年的阳寿中实现了全部三类不朽。有个对联高度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决心一辈子同自己心中的贼做斗争，即使心中的贼像鸡冠一样竖起来，也决不安抚。

　　(一)

　　曾国藩了不得。

　　饱暖后，思淫。精溢后，希望如何能死而不朽。鲁叔孙豹在《左传》里这样给不朽分类和定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不朽到底有什么用，没人说得清楚。应该又是上天造人的时候，在人脑操作系统里留下的一个命门，同名利财色福寿禄等等幻象一样猫抓狗刨人心，什么时候捅，都是肿痛。对于一些所谓刀枪不入的人，不朽甚至比名利财色福寿禄更厉害，不用鸦片或者大麻之类的生物碱，也让这类人上瘾和入迷。

　　曾国藩了不得，把自己的肉身当成蜡烛，剁开两节，四个端点，点燃四个火苗燃烧，在通往NB的仄仄石板路上发足狂奔。一个人在短短六十一年的阳寿中实现了全部三类不朽。有个对联高度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

　　如果抛开时代限制，曾国藩弥补了诸多孔丘的不足，比孟轲更有资格评选亚圣。孔丘创建儒学的时候，条件简陋，手下三千门徒既懒惰又没出息，造成以《论语》传世的二万四千字理论体系有三个明显的不足。第一，没有成功人士作为理论的形象代言人。孔丘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咨询顾问游走各个诸侯国，被君王们怀疑没有速效，被地痞追打，业务始终开展乏力。孔丘死后，也没有什么人因为身体力行其理论，吃上最大的黄花鱼坐上最豪华的五花牛车，没有超级成功个案的励志型理论缺乏实践吸引性。第二，没有很好的编写理论教材。《论语》是本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书。优点是孔丘这个倔老头的教导和体会，干贝鱼翅鲍鱼燕窝，一句是一句，全是干货，不掺一点水分，几乎每句都能通过灌水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缺点是毫无组织，毫无主题。胡乱将这些干货分了二十章，然后从每一章第一句话中随便挑出两个字，当成本章的题目，比如“学而”，比如“八佾”。第三，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不能根据时代的要求丰富理论的应用。孔丘那时候，没有想像到工业革命、外族入侵、邪教猖獗、帝国官僚体系庞大、鸦片梅毒随风飘扬等等一系列困扰近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后学青年曾国藩在苦修敏行孔丘儒学的基础上，拿庄周老聃来泻火，平衡心态，拿大禹墨翟来强筋，增加实用性。用他位极人臣的事实和修订精良的《曾文正公全集》，证明儒学可以致事功，儒学可以更丰富更实用，儒学可以与时俱进、漂亮地解决现代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孔丘时代儒学的三方面不足。尽管谈不上像德国哲学家那样构建完整逻辑理论体系，至少，普及本《曾文正公嘉言钞》有了大致准确的归类：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而曾国藩自己在三十八岁时编写的《曾氏家训》，也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成了三十二目。

　　立功

　　曾国藩的简历如下：二十八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官名，正处级吧)，之后在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应该算正厅局级吧)、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应该算副部级吧)。四...

　　中国传统士人之三不朽者 —— 立德、立功、立言。据说，历史上能做到这“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阳明，曾国藩只做到了半个“三不朽”。

　　王阳明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被誉为“真三不朽者”。他非但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说，而且上马能战，下马能文，曾官至明代南京政府的兵部尚书，是一位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全能大儒。

立德

　　致良知。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人若果能完满地致良知，完全复归本心，那就能获得天地间最大的乐，这种快乐周遍通达，畅于四肢。

　　人胸中各有个圣人，良知，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是有些人的良知被恶习、欲望遮蔽埋没。所以王阳明教我们“致良知”，致的功夫其实就是发现本心、体悟良知的过程。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至少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要以所“行”体现所“知”。古人说，该为不为谓之陋，不该为而为谓之恶。一个人的“知”是正抑或谬，是丰抑或寡，“知”与“行”有否相悖，都要一一通过具行来验证，站在客观上说，就叫观其行而非光听其言。 其二，“知行合一”就是强调“知”与“行”两者要同步，就是强调“心里明白”与“见诸行动”，之间“不容毛发”。心念一动，立见行动，没有丝毫时间差。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一念之起，行即相随”，更不是另些人理解的慢慢弄懂道理再从容去付诸实践。别小看这一念和一行的时间差，这“差”往往令功败于垂成甚至丢了卿卿性命。

立功

　　王阳明一生，立下不少功劳：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

　　这些对于一介书生来说，实在难能可贵。这其中又有什么秘诀吗?

　　此心不动。王阳明一生带兵打过很多胜仗，平定叛乱。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的技巧?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的此心不动，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大家的智慧都相差无几，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

　　王阳明举例说，自己喝和朱宸濠对战时处于劣势，他向身边的人发布准备火攻的命令，那人无动于衷，他说了四次，那人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这种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立言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下文王阳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

　　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的精辟总结，王阳明晚年所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

　　《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愚以为，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在思想领域里也呈现出诸子争鸣、百家蜂起的繁荣局面。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为形形色色的“士”提供了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广阔舞台。但仔细比较一下，则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的诸子百家多为布衣之士，他们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因而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从检验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更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例外。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许多篇章都讨论到这个问题。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两千多年来，这句名言曾经被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反复传诵不绝，也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之论。在古代，人们还无法掌握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但管子的这句名言却与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若合符节。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管子与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