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5
据著名画家陈丹青回忆，有一次，他到罗马旅游，进到一家股东专卖店后，他就埋头专心挑选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他问：“为什么不卖呢?”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陈丹青感叹，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间就把“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流露出来了，是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
有人说，看得见的教养是容易的，因为摄于群体的压力。但凡有自尊心的人，都会努力接近文明。比如，在干净的环境里，我不好意思乱扔垃圾;在安静的公共场所，你不敢大声喧哗。“有礼貌、诚恳待人、尊重对方、尊重当地生活习俗和法律法规，这是大国公民应有的、最根本的底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资深旅游专家W表示。
社会交往中，与人打招呼是一种礼仪，而静默更是一种教养。诸多例证表明，除乱扔垃圾、闯红灯、插队等经常为外国人诟病外，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也是海外公众批评最多的不文明行为。事实上，作为交谈礼仪的一部分，礼仪性的沉默一直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社会文化学等的关注。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说，交谈的礼仪是“一种公共的安排，让人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说话，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礼仪性静默需要知道什么场合不该出声，对谁不要作声，如何用静默表示敬畏，谁应该少言寡语等。
资料6
去年，四川省科普作家董仁威教授的《科普创作通览》面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刘嘉麒为该书作序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未受过中等教育，甚至是文盲，科学普及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到了21世纪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奇葩出现，各个领域都有一些假以科学名义的小丑登场，让人扼腕叹息。可见“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要现代化，离不开高素质的国民，除了民主和法治外，还特别需要科学精神的浸染。所以科普从来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事关社会发展的全局。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应该有科学的位置。
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且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简称“四科一能力”。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已经深刻的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民科学素质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全民科学素质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尽管2015年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已经达到了6.2%，但这个水平仍然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有研究表明，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发达国家，其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最低都在10%以上。
资料7
上海“史上最严”《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后，PM2.5浓度明显降低，新建的“黑名单”制度让不少“老赖”赶在最后期限前还款;北京雍和宫，正月初一排队“抢头香”的习俗已经持续多年，数万香客秩序井然……种种“文明”见诸媒体的背后，让人感受到的是民众法律意识的自觉与增强。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的变化，需要经历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3个月以上的重复都会形成相对稳定的习惯。长久以来，“酒驾” 是难以治愈的顽症，随地吐痰是法不责众的陋习，而随着醉驾入刑的施行，国民的文明素养升级，类似行为在很多地方已经大大的减少甚至销声匿迹。
多年研究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C教授认为，市民素质至少包含两层内涵：首先是道德要求，其次是公共场所要求。守规则、讲文明，是一个人受人尊重的起码条件，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才是良好社会秩序形成的基础。“凑够一拨人就走，和红绿灯无关”，是对“规则”的集体漠视，其本质就是“只要有人带头就不怕”的法不责众心理。
中国人法治意识较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根深蒂固的“青天意识”。上千年来，当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找上级、找领导，甚至进京找 “包青天”。这种“青天意识”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合流，使找政府解决问题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百姓的主流意识。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的威力远远大于法律效力，法律手段往往沦为配角。古人云“国五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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