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唐德刚则认为张学良的“易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
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
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著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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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唐德刚则认为张学良的“易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
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
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著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