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第二个孩子
蔡智奇的战斗还在继续。被开除后，他又拿出《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向学校申辩——“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
在这位副教授看来，这与学校开除自己的理由有出入。学校的反驳是：他的妻子不是留学人员。蔡智奇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座计划生育政策的迷宫里。
在不少专家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中间力量约束最有效。像蔡智奇这样的还有更多政府、国企、事业单位供职的人——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将他们的户口、工作与生育紧紧捆绑。
36岁的易锋就常常觉得，自己因为二胎付出了过大的代价。2009年，36岁的易锋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妻子为此辞掉了公立学校教师的工作。夫妻俩也凑了5万块，交了社会抚养费，为孩子在湖南老家上了户口。
易锋原以为交了钱就都解决了，但广州实行的一票否决制，自己不被批准落户;2012年他也曾有机会，成为国企的正式职工，却因为拿不出独生子女证，只能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成了单位里最悲催的“临时工”。
2006年，居住在广州的许宝辉有了第二个孩子，因为不愿交20万的社会抚养费，孩子无法上户口，孩子只好回到镇上读书。一天儿子回家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我没有户口，不能领红领巾。”
2009年，在西安一家国企上班的孙天，偷偷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花了一番精力，他将孩子的户口落在农村妹妹的名下。
2年后，老家征用土地，父母嫌赔偿价格低，不愿签约。征地的人却抓住孙天超生的把柄威胁其父母：要到西安的单位告状。担心丢掉工作的孙天，最终只能劝父母妥协。
39岁的周丽则一直记得在医院的见闻。她生活在北京，怀了二胎后，因为大医院要建档，她只能选择去一家小医院。这家医院，也是北京的流动人口直接分娩点。产检时，拥挤的过道、病房里，周丽发觉90%的孕妇都是生二胎的。
周丽在那里听了很多故事：有人从上海跑来生孩子，自己也是计生工作的;也有不少计生干部，会闯进产房，劝某个妈妈回去：“你回去，罚款打七折!”
不应该止步
决定留下第二个孩子后，“非独”妈妈杨楠面临难题，她和丈夫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缴纳20万的罚款，夫妻同时开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城市中产尤其公职人员已经“创造”了很多高招，例如找代孕生二孩，更有钱的甚至到美国找洋人代孕……
杨楠左右衡量，最终选择了“假离婚”这个相对不那么折腾的方法。她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丈夫又花了一万元，雇了一个人与杨楠结婚，孩子生下来后再复婚。美中不足的是，这又带来一个尴尬的问题——对孩子来说，真正的父亲却变成了法律认定上的“继父”。
一切自认为已安排周全。但一个月后，到计生部门申请办证时，杨楠仍迅速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杨楠的谎言被迅速戳穿。噩梦开始了。
计生部门告诉了单位，领导大为光火，命令杨楠坚决引产这个孩子。丈夫的单位也迅速被通知。巨大压力下，杨楠的家人开始动摇。
坚持了三个月，杨楠感觉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一条生命而是祸害。最终，杨楠打掉了5个月大的胎儿。
她回到单位，继续上班。让她感觉荒诞的是：同事偷偷告诉她，领导很生气，希望她去道歉。
然而，中央确定“单独”二胎政策后，却击碎了杨楠最后的梦想。她37岁了，夫妻都是“非独”，她恐怕无法等到制度的大门再次开启了。
在易富贤看来，长久以来，人口都被看做负担。学医出生的他，则试图去传播这样一种理念：人口是资源、是优势。
最让他担忧的是过低的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约为2.2，也就是每位育龄妇女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如今，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即便进一步削弱对生育的控制，生育率也难以达到这一水平;并且中国的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
专栏作家、国际商业顾问吴向宏则表达了另一种担忧。他认为，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压力更大，养孩子的意愿也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
“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吴向宏在一个论坛上说。
“‘单独二孩’只是开始，人口政策既然已经动起来了，就不应该止步。”易富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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