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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的判断，是基于目前官员在重大工程中扮演的角色。目前科技体制之下，官员对科技项目的决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秦伯益说：“有些工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出来的，关键在于领导者。因为有些工程需要很多人合作，但总体的思路由主要领导决定，因此这些领导的贡献也很大。”
事实上，在院士候选人的序列之中，除了行政官员，校长、院长等“学官”也成为有参评冲动的一群人。在已当选的院士中，不少院士也是校长或者院长出身。
在目前的科研体系中，校长、院长往往在科研项目中挂帅第一负责人并“堆砌”成果，但是，校长、院长又往往不太可能有时间做科研。
沈国舫告诉记者，工程院对这类院长、校长参评院士很警惕。“他是不是真的在干，他的成绩是不是以他为主做出来的，我们特别重视。对于包装院士，拿别人的东西凑在一块取得成绩的，这种我们要加以识别。”
他举例，中国工程院曾经有位候选人取得的奖项很多。但是，工程院院士们讨论时认为，那名候选人在奖项中自己的贡献太少，都是别人的贡献为主。“这就有包装的嫌疑，靠着某种权力成为代表人物，成绩看起来很大，我们就没有通过。”
沈国舫还发现，现在很多学校都希望自己的校长是院士，以显示学校的权威性。在王宇看来，学、官挂钩，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一种社会风气。他认为，院士是院士，科学家是科学家，行政领导是行政领导，“学要跟官挂钩，官要跟学挂钩，我觉得没有必要。”
院士遴选制度需要变革
“两年一次，太密，我觉得太密。”王宇不断重复道。
被王宇认为“太密”的，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年一次遴选院士的频率。在王宇看来，一年繁忙的增选过后，似乎还没过多久，下一年的增选又开始了。
公开报道中，一些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以及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但在另一部分院士看来，以两年为界并非没有理由。对于增选频率的问题，中国工程院曾进行过一次内部调研。
秦伯益对这项调研有所耳闻。他告诉记者，调研主题大致是，什么样的增选频率、数量才能够保证现有院士人数基本稳定。
调研的最终结果是：两年一次，一次不超过60个。这正是中科院、工程院如今规定的增选频率与数量。
“实际上，2013年工程院增选院士只通过了50个，中科院以往最少的一次才通过29个。”秦伯益说，由于院士年龄增长，目前非资深院士的数量正逐年下降。他所在的工程院医药卫生部药学组，非资深院士数量就越来越少。“原来最多是20多个，到明年只有11个了，要再少，就不成为一个机构了。”
“他们是有经过数学计算的，选多少会有什么结果，候选人通过三分之一会有什么结果，通过三分之二会有什么结果，等等。”秦伯益说。
陈佳洱同样持类似观点。“院士需要年轻化。”他说，院士群体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何祚庥还认为，如果增选间隔时间太长，比如5年选一次，那样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需要确定院士的最高数量。”
对于王宇而言，提醒他下一个院士增选年到来的，是接踵而来的公关活动。虽然负面消息不止一次被曝光在公众面前，两院也出台了严格规定，但是，公关院士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在受访的多名院士看来，治理难点在于，公关与正常的活动、自荐、人际往来、合作的界限并不容易厘清。
2007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第一次参选院士，这也是王宇第一次领略到这位官员候选人的“公关艺术”。张曙光彼时邀请了数十名院士赴青岛参观四方厂，“他在造势，但给人的感觉是他确实搞得相当好，你也无话可说。”
王宇发现，张曙光从来没有说“你们要选我当院士”，他是以现场作学术报告的形式让院士去了解他，“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嘛？但是，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不一定能上去，有权力的人造势就能上去了。”
何祚庥接触过另外一种形式的“公关”——让人家了解，“这个我不反对”。原来，院士并非可以对每位候选人了如指掌，难免有候选人前来介绍情况。“我对候选人、对他从事的科学也不了解。比如，我研究物理学，对数学根本听不懂，听完以后还要我们投票，我们怎么投？”
秦伯益也说：“公关也有正面的意义。本来各做各的，谁都不认识谁，候选人提前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可以，这对院士了解自己将要去评审的一个人有好处。”
但正是这种了解过程，让周世宁感到有些“为难”、“不好办”。他打了一个比方，候选人去一位老院士家里拜访，希望听一听指导意见。那么，这时带不带东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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