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确定下来。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微博]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计划的建设;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计划规定，5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限额以上的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开工或竣工。这些建设成就，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 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四、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一)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民在土改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1953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这样，既保证了人民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又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基本完成
在党的上述方针的指引下，农村的互助合作积极、稳步地向前推进。到1954年底，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00多万个发展到近1000万个;初级社从1951年底的300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1.4万个，1954年秋为10万个，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从1951年底的2 100万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2%增加到60.3%。当时80%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并对农业合作化同机械化、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一篇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文献。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从1953年到1956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国农村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1953年春，李维汉率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组和改造的经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随后，中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1月，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l/4。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
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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